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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直对清史和旗俗有一个疑问，就是清代旗人为什么会自称“奴才”。这个我在璩璇阁的课程中曾经讲过，旗人所在的八旗制度，是一个十分繁杂的阶级构成，根据入关前的习惯，在阶级构成内具有直接上下级关系中的下级人，在上级人面前，都要自称“奴才”。不过，也并不是说所有时候都要称“奴才”，下面我们来具体讨论一下。
总体来说，清代旗人奏折的自称有两个，一为“臣”，满文作“amban”；一为“奴才”，满文作“aha”。这两个严格对应，汉本为“奴才”时，满本必为“aha”。不过，什么时候使用臣，什么时候使用奴才，其使用条件因为时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简单来讲分为两个时期，即清初到高宗时期“未定型时期”，和高宗之后的“定制时期”。[[[cp|w:250|h:190|a:l|u:/chapters/201310/23/29744886351813139592]]]【清初至高宗的“未定型时期”】
由于八旗制度带来的身份差距，导致“奴才”一词在八旗内部经常出现。清初至高宗时期的称奴才的情况，主要有几下几种：
1.上三旗旗人对皇帝的自称。八旗制度以旗主为其最上层，所谓上三旗，即皇帝亲统之旗，简而言之，上三旗的旗主即皇帝本人。故而上三旗旗人作为皇帝的直属旗人，处于属人（满文harangga）的地位，在给自己的属主奏事时，自然要称“奴才”。
2.上三旗包衣对皇帝的自称。上三旗包衣隶属内务府，服务于内廷，也自称“奴才”。
3.下五旗旗人对本旗旗主王公的自称。与上三旗不同，下五旗采取诸王的分封制度，下五旗正身旗人也成为他们的属人（harangga）。《文献丛编》内有《雍亲王致年羹尧书》（第一辑），内容即是因为年羹尧没有称奴才，而受到未继位的雍正帝的申斥。（年羹尧在康熙年为雍正帝属人）
4.下五旗包衣对诸王的自称。同上三旗包衣对皇帝。
5.汉臣的谄称。从清初的时候便有很多汉臣以谄媚皇帝的心理，在奏折上自称为奴才。这种情况在高宗朝之前并没有严格制止。
虽然我们总结了以上五条，但是这时期旗人称奴才的情况，还比较混乱。公事、私事皆称“奴才”，而且有的时候皇帝会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标准，如世宗雍正帝就曾经将镶黄旗汉军高其位的称奴才奏折进行批改，将其自称的“奴才”改为“臣”，也是常见的情况。所以我们称其为“未定型时期”，这时期比较混乱。
【高宗之后的“定制时期”】
高宗乾隆帝时期，清代的各种制度渐渐厘定。于是清代旗人对于“奴才”的用法也正式确定。大题有两个趋势，第一，是皇帝作为“八旗共主”的凸显，第二是公私的区分。
1.皇帝作为八旗共主。众所周知，清代八旗本身并不具有严格的统一性质，私属的情况较多。从太宗、世祖、圣祖三代帝王陆续打消下五旗王公的旗权，终于在世宗雍正帝的时期，皇帝确立了“八旗共主”的地位。与此同时，以前下五旗旗人仅仅作为本旗王公的属人而自称奴才，现在面对“八旗共主”，自然也就要称奴才，这就加强了皇帝对八旗人丁的约束。
2.确立公私的区别。见《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壬申条：“谕军机大臣等：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摺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摺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于是正式确定，旗人大臣在公事褶子里称臣，在私事褶子里称奴才。
3.汉军与满洲同，公事称“臣”，私事均称“奴才”。见《高宗实录》乾隆六年十二月己酉条：“谕军机大臣等……张广泗系汉军……原为一已私事。摺内应写奴才。”这是将“旗人”这个团体统一化，以便出现特例。
4.禁止汉臣称“奴才”。
伴随着高宗对于称臣、称奴才的定制，他也对奴才这种特殊称呼进行了一种解释，见《高宗实录》乾隆三十五年闰五月丁卯条：“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传则一。满汉臣工自称，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虽满洲大员，亦一例称臣，而满洲督抚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称之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朕抚御臣民，并无歧视，而朝廷体统，本自尊严。又岂因臣下之称奴才而尊崇有加？称臣而体制有减乎？”借此来安抚汉臣，并且把话说的很清楚，臣和奴才，只是称呼不同，跟尊卑、疏远无关。</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