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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三章——性恶与性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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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这一次惊心动魄的“失宠”风波,曾弘毅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克服业已形成的、对当前局面的轻视与懈怠。他不得不承认,即使自己是穿越而来,即使自己浸淫了所谓后世三百年的现代观念和知识的熏陶,但,归根结底,自己“现代人”的思维还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

    别的不说,就连一直引以为傲的后世机关十多年工作经验,在人家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皇帝面前都不足道哉!福临刚才所表现出来的深谋远虑、谨小慎微,至少是自己这个“副处长”所无法企及的。

    现在,赖于李际期的“绝地大反击”和皇帝的“心照不宣”,甚至还有自己一贯多有鄙夷的吴良辅的“舍身饲虎”,才得到继续阐述对同安王郑芝龙的使用策略。这种机会可以侥幸得到一次,但如果不懂得珍惜和反思,恐怕自己别说是登基称帝改变中国和世界,就连安身立命都成了问题!

    “皇阿玛,儿臣若从同安王几处事例说起,是否可行?”弘毅改变了原本那种盛气凌人、舍我其谁的做派,变得谦卑有礼、好商好量。

    “好!你先说说朕和诸位爱卿没有听过的趣事,也算给我们拾遗补缺。”福临很欣慰的看到一直被人称作“天降祥瑞”的儿子如今十分恭顺,自然应允。

    对这个小儿子,福临有自己的评价:眼光独到而深邃,以至于在很多时候都超越了他这个皇帝老子。自己的大清朝如今百废待兴。很多事情玄烨却能说道要害紧要之处,这是他不争的长处,所以需要好好使用。

    可作为一个皇子,皇家血脉不假,但毕竟还是儿子。你锋芒毕露、锐气逼人,处处胜过老子一头,假以时日,不用玄烨自己心怀二志,身旁的那些见一望三的人,就会自觉围拢过来。百般迎奉、千般阿谀。长此以往,不自量力、飞蛾扑火的局面也就无可避免了。洞若观火、防患未然,这是一个优秀皇帝的基本素质!

    弘毅此时可没有心思去揣度福临的想法,而是搜肠刮肚地组织自己的思路和素材。

    “儿臣谨遵皇阿玛圣旨!”弘毅先是深深一躬。又对着下面诸位大臣施礼。礼数周全之后。这才直起身来开始正式“汇报”。

    “玄烨思及同安王过往,很多事已是尽人皆知的,其中所折射出来的。亦如我适才所言,诸如:知书达礼而心怀故土,长于航海以追逐重利,左右逢源还张弛有度,侍奉强者却秉持底线,精于海战并敢于碰硬,等等。凡此种种,玄烨以为,同安王虽谈不上是谦谦君子,却仍乃我中华赤子、大清干臣,也堪为大用。”

    说完对前面论述的一个简短总结,弘毅知趣地停下来,等着大伙做个先期评判。

    “嗯,言之有理。”福临当先表态。这个结论必须正确,如果分析下来郑芝龙连个大清臣子都不佩做了,他这个皇帝还进封人家为异姓同安王并世袭罔替,岂不是自讨没趣?

    “老臣亦赞同!”胡世安带头表态,众人跟着附议。

    “谢皇阿玛,谢过诸位大人!”十分懂礼貌的弘毅现在就是坚持“礼多人不怪”的原则在做事情。

    “可玄烨为何却要坚持对同安王用而疑之呢?何为疑?又需疑在何处?这应该在大用同安王之前就必须缜密思度的。”弘毅试探着抛出自己的问题,看看效果如何。

    “下臣愿闻其详。”刘昌也学着胡世安的做法,率先出来推波助澜,顺便向小皇子表一表“倾慕之情”。

    “谢过刘大人。玄烨所言之疑,并非对其种种大才存疑,而是对其本性的矜持和观察。诸位大人饱读诗书,自然知道‘人之初性本善’的道理。但同安王尚在年幼就出洋闯荡,多受西来之人的浸淫久矣。据玄烨所知,西人却对人之本性有不同与华夏中原的认识。”

    “哦,汤玛法,果有此事吗?”福临对这种事情其实已经有所知晓,否则好几次到汤若望的南堂参拜祷告的,岂不是白做了?但此时他却故意设问,目的是让在场唯一的“西人”来配合玄烨教育教育其它的“老夫子”。

    “回皇上的话,皇二子所言不差。”汤若望大喜过望,急忙站起来奉旨,并且感激的看了看“天主使者”,简直就是“天使”一般的小玄烨:给了我一个在重臣面前宣示教义的大好机会呀,亲!

    “西方之人的确笃信人性之种种罪恶乃是自发自由。天主曾于心中暗语:人从小就心怀恶念。而每个人都是有原罪和罪性的,原罪的存在将凡人和天主所隔绝,使人终生受苦,不得解脱。关于天主的这一旨意,荀子也是遵守的,他曾说过:人之初性本恶。而皇帝乃是天主圣子,自然肩负着教化万民、除恶扬善的道义。”

    汤若望布道起来“头头是道”,还不忘“中西合璧”,将皇帝和荀子拿来说事儿。可弘毅却有些失落:“七宗罪”为何不提呢?傲慢(pride)、嫉妒(envy),暴怒(wrath)、懒惰(sloth)、贪婪(greed)、暴食(g露ttowy)以及淫欲这七个撒旦的恶魔形象,若是说出来,岂不是更生动形象?

    稍作分析,弘毅醒悟到:这所谓的七宗罪,其实是始于13世纪“道明会”神父圣多玛斯.阿奎纳的。而这个“道明会”,又是与汤若望所属的“耶稣会”分歧已久的“方济各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故而,虽然都是天主教分支派别,但基于“敌人的朋友就是自己的敌人”的理解,汤若望完全有理由故意排斥了道明会力主的“七宗罪”的说法,而是大而化之了。

    其实,最初接触中国的教派,恰恰是方济各会而不是耶稣会。单在中国,方济各会和耶稣会这两派也是龃龉不断:

    据说,“方济各派”的方济各.沙勿略在“主后”【公元】1542年来到亚洲,首先抵达印度,后去日本。他在日本传教时,听到日本人的责问:“如果你所传的宗教是真的,为什么中国这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竟然不知你所传的宗教呢?”因此方济各下定决心,冒死也要到中国去宣传福音。1551年方济各来到广东沿岸的小岛,名叫上川,等候机会进入中国。可惜当时遇到中国的排外政策,而方济各也病倒了,并于12月3日死于上川岛,直到死时也尚未完成他进入中国的计划。

    但方济各那份到中国传教的心志,却激发了很多传教士要到中国来传教。在他去世后的三十多年,步他后尘的,除了耶稣会的传教士外,还有奥古斯丁修道会、法兰西斯修道会和多米尼古修道会的修士。因此方济各的影响,确实不少。

    明清交际之际,各派教士已经大量涌入中国。但以汤若望为代表耶稣会选择了接纳中国文化、从士大夫和皇亲国戚入手的“上层路线”,而方济各会却反其道而行之,坚持自己的原教旨,并主要是在以农民为代表的下层民众中传经布道,走了所谓“底层路线”。两派隔膜日神,日后终于酿成了著名的“礼仪之争”。

    弘毅对将来“自己任内”的这场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其实还是蛮期待的,故而准备借此“刺激”一下汤若望。

    “汤老玛法,但贵教经文[1]之中,却从没有出现过什么‘原罪’、‘罪性’等字眼。所以,古文今考,理解不同罢了。我们按下贵教教义不谈,还是说回同安王,可好?”

    弘毅所说不错,原罪这个概念并非来自圣经的教导,而是来自4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就是著名的《忏悔录》的作者。受益于当年总理家宝大人的鼎力推荐,弘毅是通读过的。

    弘毅从“文本主义”的角度对汤若望的所谓“原罪论”提出了质疑,一则是为了在汤若望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天主教教义见识,好继续让他对自己保持着强烈的“原始崇拜”,二则也是让惯于“引经据典”的士大夫们,对汤若望不尊经典的言论产生些许怀疑,不要被洗脑。

    果然,汤若望再一次对小玄烨惊为天人,乖乖就范“老臣谨受教”一句之后,就老老实实坐下了。本来嘛,让你佐证一下我的论点就可以,你的任务完成了。

    同时,闻听汤若望“玄之又玄”的说辞居然被玄烨说破,众位大臣恍然大悟:原来这套论点根本没有出处,看来西人都是不学无术之辈!

    “由于西人多崇尚人性本恶,而同安王也入西教、学西语,故而对这种论调颇为赞同。时至今日,其对有些‘性恶’之事非但不排斥,甚至还有所秉持!其中最最坚持的,恐怕就是一味逐利、不择手段了!”

    弘毅阶段性小结一句,同时满意地看着自始至终崇信“性善”的众人眼中那份惊愕与鄙夷。当然,这种表情是冲着郑芝龙去的。

    礼貌归礼貌,“语出惊人”这个法宝还是不能丢!

    [1] 弘毅此处所说“贵教经文”,就是指《圣经》。但明朝末年至清朝初年,西欧天主教传教士重入中国传教期间,在长达130年传教之际,并未见有圣经中文译本出版,只是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和供信徒诵读的问答中引用了一部份经文。到19世纪初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才开始著手将整部《圣经》翻译成汉语。最早的中译本《圣经》、并且就叫做“圣经”的,是在1822年才出现的。(未完待续。。)</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