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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芬气得直跺脚：“那你就割吧，你想割多少割多少！”说完一扭头跑了回来。
五福看她不住地抹眼泪，倒还想得开，劝慰道：“她不当你妹妹你也别当她是姐姐了。这样更好，也省得我们费力气。”说完，弯下腰继续割麦子。
淑华从小就随大人在田里做事，对自家的每一块地都非常熟悉。她家这块土地多少亩，总计多少畦子，她的那份地占多少畦子，她只用眼晴一瞄，心里就有数了。
她告诉同来的那三个男人：“咱们照着六畦半割，从头开始，你们三个割，我捆麦个子，到时候装车方便。”
于是四个人又打着驴车往另一头去，然后卸下驴车，驴低头吃草，他们四人开始忙活起来。
淑芬气得直翻白眼，却别无他法，冷着一张脸，象跟麦子赌气似的，大幅度地挥着镰刀，把麦子割得东一拉西一绺的。掉在地上的麦穗子也懒得捡起来，而是用脚狠狠地踩到地里去，把五福心疼得不住巴嗒着嘴。
到了中午，淑芬招呼五福回家吃饭。五福傻呼呼地问：“要不要喊你姐一起回去吃饭？”
淑芬瞪了五福一眼，恶狠狠地说：“有那工夫，我还不如把饭喂狗呢！”
等他们走远了，我妈连连摇头：“做的什么孽哟！”
麦地里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和我妈也饿了，便收工回家。这才发现，收麦子的时候，我的双臂不但染上了一层黑黑的“麦丹”，也被麦芒刺出一条条红红的划痕。小麦虽然很漂亮，但它的麦穗外面，却有一层薄薄的、黑黑的东西，我们把这层东西叫“麦丹”。我双臂上的“麦丹”还没有洗净，划痕还没有愈合，又很快到插秧的时候了。
海鸥上初三，正紧张地准备中考，所以今年没有放忙假。妈妈有关节炎，割麦子还行，但一下水插秧，关节炎准会犯。我不在家时，她都是等我舅我姨他们忙完了再请他们过来帮心，但现在我在家了，就不好再麻烦别人了。所以几分稻田，都是我一个人插秧。
插秧的时候，小半截腿浸在布满麦茬的泥水里，头顶是炽热的太阳。双腿、双手在泥水里泡久了，再被太阳暴晒，皮肤先是发红，然后发白，最后一层层的皮往上脱。刚脱了老皮的皮肤，经太阳一晒，更是生生地疼。
我从小就怕软体小动物，别的软体小动物都还有可能躲避，可是稻田地里的蚂蝗，却是避之不及。记得我第一次下水学插秧，感觉小腿肚一疼，抬起腿来一看，一条小拇指长的蚂蝗正死死叮着我的小腿肚子，黑黄的身子还不停蠕动着。当时就吓得我哇哇大哭。幸好爸爸赶来，一巴掌拍掉了。
可怕什么来什么，我刚下水田不久，就感觉小腿肚子上传来一阵疼痛。刚开始时，象蚊子咬了一下，不觉得太疼。我原以为也不过是小虫子咬的，并没有放在心上，可那小虫子却越咬越紧，越来越痛。我把腿抬到田埂上一看，却是一条身子肥胖的蚂蝗叮在我腿上。被它叮咬的地方，竟渗出一缕缕的血迹来。
这次，再没有爸爸帮我拍打了，妈妈也正在远处的田头整理稻秧。我的腿越来越疼，软软的、肥胖的蚂蝗让我头皮发麻。
正在旁边地里插身的淑芬也看到了，她大喊：“海燕，你腿上有蚂蝗，快打啊。”
我好害怕，那条腿都不敢动了，战战兢兢地说：“我，我不敢打。是不是等它喝饱血了，就会自己主动松开我的腿了？”
五福半真半假说：“才不会松开呢。蚂蝗如果不打掉的话，它有可能钻进人的皮肤，说不定还会钻进你脑袋里呢。”
这真是恐怖！情急之中，我硬着头，忍住对软体小动物的恶心，猛地扯住蚂蝗的后半截身子，拼命往下拉。可那蚂蝗仿佛长在我腿上一样，怎么也扯不下来。淑芬大笑：“谁叫你扯啦？快用手打啊，蚂蝗只能打的，再不打，真的要钻你脑袋里去了。”
我连忙放开手，闭上眼晴，猛地一个巴掌拍下去，大约是吸得太紧了，连拍了两大巴掌，蚂蝗才掉下去。我怕它再来叮我，赶紧找了一根小树枝，将它挑到了田埂上。
在灼热的阳光的照耀下，蚂蝗在田埂上不停地跳跃，但它跳跃的幅度越来越小，越来越微弱，很快就不动了。我忽然感觉得悲天怜人，再怎么说，那也是一条生命啊。但没办法，这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在我陌视蚂蝗生命的同时，我的生命也同样在被别人陌视！
望着蚂蝗曾经柔软的身体僵硬地躺在田埂上，我第一个念头是：农民种点粮食很不容易；第二个念头就是，很不容易种的粮食，在物价飞速上涨的今天，却比什么都便宜！
农忙过后，我整个人瘦了一圈，脸也是红黑红黑的。照镜子的时候，我就想，这样的红黑，是长期在农村生活的人惯有的脸色。如果我沿袭母辈们的生活习惯，嫁一个农民，永远在农村生活下去的话，这样的脸色，是我最终的肤色，并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和土地越来越接近，最终和土地达到一致。并且，我会和母辈们一样，整天围着丈夫、孩子、田地、锅台家务转，脸上早早刻上皱纹，早早衰老。最重要的是，我的青春，我的理想，只能变成恒久的记忆，随我进入无声的坟墓。
尽管这个想法让我害怕，但残酷的现实，让我无路可走！
二哥二嫂那边迟迟没有消息，我的去县城卖衣服的心也渐渐淡了下来。我依照我妈的吩咐，从外婆家抱了几只小母免子，每天薅草，然后精心伺弄我的小免子们。如果现在有人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会告诉他，我的理想就是看着我的小兔子们快快长大，然后多下几窝小兔子，周尔复始，我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钱了。
我妈不再为我的亲事操心，来我家提亲的人也就没有多少了。我把给刘军比织的毛衣拆了，又给海鸥改织了一件。每天喂完小兔子们，我就抱着毛衣，一边陪着妈妈说村里的闲话，一边有一针没一针地织起来。
相对于东莞繁忙而紧张的打工生活，这样的日子对我来说是轻松而快乐的。但我不知道，这样的轻松和快乐，能持续多久。
和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一样，我的心，也宁静似水。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我，对于生活，我不再有任何梦想；对于男人，我不再抱有希望。我甚至想，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稍微正常的男人，无论他是否文盲，无论他是否流氓，只要他愿意娶我，我都会嫁给他。
在一个不算炎热的午后，这个男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他就是我的初中同学张大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