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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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震身材中等,不胖不瘦,既不英俊也不丑陋,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套用一句俗话,要是把他扔进人堆里,绝对找不到。这样的男孩子,应该不是玩感情游戏的人。经过一连几次的挫败,我早己失去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只要能有人娶我,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岳震追我,或许我可以考虑和他相处。

    回厂的路上,我走在汤燕英和岳震之间,汤燕英似乎有些醉酒,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诉说着她和她老公之间的事情。

    汤燕英己经33岁了,14岁就出来打工,整整19年过去了。在这19年了,她听从父母之命,回家结了婚,生了个儿子。她本来再不想外出打工的,可家里的收入实在太低。虽然深圳的收入同样低,但总比家里要好过得多。

    她只好把孩子留在家里,带着老公一起出来了,在老乡的帮助下,两人同时进了一家电子厂。她老公虽然半辈子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但相貌不俗,能说会道,很快就由一名普工升为组长。与此同时,她在车间因为接触连自己都叫不出名字的有毒气体,头发大把大把脱落,虽然及时辞职了,还是变成了现在这种半秃不秃的样子,并且面色灰暗,皮肤粗糙。

    健康和漂亮离远去了,她老公便也开始嫌弃起她来。开始还偷偷摸摸的,很快发展到和一个只有18岁的江西女孩租房同居,并坚持要求离婚。虽然婚最终是离了,但在和江西女孩长达6年的拔河比赛中,汤燕英心力憔悴,伤痕累累。

    说到这里,她的声音哽咽起来。其实她所经历的,也正是很多打工妹的缩影,只是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在我的身上重演。

    我试探着问:“那你儿子还好吗?”

    她沮丧地说:“不好,从小在家留给她爷爷奶奶带,娇惯得不成样子,不听话,好骂人。在他爷爷奶奶的教唆下,一直认为那个biaozi是他亲妈呢。”她称那个江西女孩为“biaozi”。

    我心里一动,不由暗自庆幸,虽然沈洲离开我非常绝情,但对我来说,岂不是一种解脱呢?6年的拔河,就是6年的青春,女孩子的青春那么短暂,谁耗费得起?于是就有感而发:“你老公真是的,浪费了两个女人的青春。”

    没想到一直聆听的岳震却轻声一笑,得意地说:“虽然我是个男人,但我不得不说,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

    汤燕英立刻随时附合:“就是,就是,你们男人真的没一个好东西。”

    我诧异地“哦”了一声,没想到一个有脸说这样话的男人竟然还如此理直气壮,立刻象吃了一只绿头苍蝇似的恶心。

    岳震了自知失言,又赶紧补充道:“当然,不过我是例外。”

    多么明显的谎言,真没想到他这样貌不惊人的一个男人竟然为自己和同类“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沾沾上自喜?是什么让他如此沾沾自喜?他有什么资格沾沾自喜?我为刚才竟然产生和他相处的念头感到羞愧,立刻在心里把他的人品划到最低等。

    到厂门口,己经是凌晨两点了。厂里有明文规定,每天晚上12:00非因工作关系严禁出入厂区,违者不但要重罚,还要出通告知会全厂。好在春节三天有薪假期可以例外,保安也并没有为难我们,互相道了声“新年好”,便很顺利地打开了电动门。

    走进生活区后,岳震借故撇开汤燕英,小声问我:“明天我请你吃饺子好不好?”

    想到他刚才的话,我断然拒绝:“不好。”

    可以感觉到,他很是失望。

    虽然除夕夜可以晚归,但12:00后熄灯是不能更改的。所以我摸黑进了宿舍,轻手轻脚冲了凉,刚躺上床便立刻沉沉睡去。难得可以好好睡一个懒觉,不用担心明天上班迟到。自从进“樱之”厂后,晚上不加班对我来说都是奢望,想休息一天简直比登天还难!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人叫醒,说外面有帅哥找。翻开床头的电子钟一看,还不到12:00呢。我很不高兴地穿上衣服,迷迷糊糊到门口一看,竟然是岳震。我诧异地问:“你找我有事吗?”

    他讪笑道:“今天是大年初一,我说过要请你吃饺子的。”

    我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醒来,嘟囔了一句:“我不去。”立刻转身回到床上,重又钻进了热呼呼的被窝。“骑马坐轿,不如睡觉。”古人这句话说得真是经典。

    可我刚刚进入梦乡,又被人叫醒,说有电话找。我以为又是岳震叫我去吃饺子,心里真是烦透了。可电话一直在响,又不能不接,只好趿拉着鞋出去,抓过话筒,没好气地说:“哪位?”

    没想到,话筒里却传来一个陌生而熟悉的声音:“新年好,海燕。”

    我迅速反应过来,惊喜地问:“陈刚?你是陈刚?”

    陈刚好脾气地笑笑:“我是陈刚,你还好吗?”

    两年不见,他的声音沧桑了许多,想起初中校园里那个清秀爱笑的少年,我忍不住伤感,哽咽道:“不好,一点都不好,你呢?”

    他沉默好一会儿才说:“我也不好,前段时间刚从国外回来。我们这一批劳务输入伊朗是经过县外经办的,每人花了五、六万,原以为是正常渠道,没想到还是被骗了。是蛇头带我们过去的,路上差点被闷死,到伊朗才知道被骗了。但因为没钱,找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也没人管。没办法,只好打黑工,我在餐馆里端过盘子,在建筑工地搬过砖头,在码头上扛过大包,什么脏重的活儿都干过。最后终于挣够了一笔钱,大使馆才帮助我们回了国。”

    我很惊讶:“不会吧,大使馆不就是维护海外华人利益的吗?”

    他苦笑道:“早就心寒了,找他们,有钱才行,跟国内政府没什么两样。就说回国这次吧,凡拿中国护照的都站在一边,外国人基本免检,也不用抽血化验。但中国人则挨个检查,每人抽一针管子血,还要交80块人民币进行所谓的艾滋病检测,10分钟就有结果了,让人不得不怀疑结果是否是真实的。”

    我叹了一口气,难过地问:“那你还来广东打工吗?”

    他伤感地说:“还回去做什么呢?打再多年的工,我们在那边也买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生病看不起医生,老了还不是要回家守着一亩三分地。与其早晚都是回来,还不如早点回来。”

    我无语,又和他聊了一会儿,我们都想提起丽娟,但又都竭力在回避着,但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一切,都是与丽娟有关的,不讲丽娟,便无语可说了。

    最后,互相祝福了“新年好”,便悻悻放下电话。我可以想象得到,在伊朗两年的打黑工生涯中,他该是怎样思念着丽娟,丽娟是他青春岁月中所有的爱与希望。但他们今生,却是有缘无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