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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统司幕府中文人们也是各有各的事务要处理。
刘克庄光是要应付制置使司派下来的大量文牍就有的受了。虽然敌人已经撤退了，但人人都知道这不过是是给了宋人几个月的时间来喘息而已，等到下一个九月，更凶猛残酷的铁骑风暴将在京湖一地重新刮起。在这之前，制置使司必须尽力协调各地将领之间的关系，为他们补充损失的衣甲器械和所需粮饷，并且重建残破的州县。在大宋成熟稳定的官僚体系里，这些繁重的任务意味着大量公式化的往来文牍，同样身兼政治、军事、经济重任的郑云鸣也难以摆脱文山会海的纠缠，好在精通这些公文来往的刘克庄就像一道巨大的防洪堤，将郑云鸣和迎面而来的滔天巨浪分隔开，除此之外，刘克庄一以贯之的优美文辞还得到了枢密院和政事堂的一致好评，要知道他们已经对郑家小官人那粗劣的书法和生硬的奏报头疼已久，有了刘参议官在中间的缓冲，就连兵部也对荆鄂军的汇报赞赏有加了。
白翊杰则完全投入了南漳县的日常公务和提举常平仓的运作中。根据南漳居民的回忆，这位代理县令审案短事的少年师爷的才干令人极为瞩目。为了不浪费时间，他在上午审断案情的时候在公堂上同时摆上常平仓司衙门的公案文卷和荆鄂都统司的文牍，一面批阅文牍一面听着堂下苦主和被告的互相争辩，然后一言道破纷争的真相。书写判词文不加点，一蹴而就，时人都将他比作当年一日尽阅百日事的凤雏先生庞士元。
但只有荆鄂都统司最上层的一群人了解白翊杰工作的真正意义，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从土龙军建军开始就存在的情报混乱的问题。土龙军刚刚建立的时候，情报搜集工作之落后和混乱，连一些身在后方的预备军都不如。郑云鸣的情报工作办法是孟珙写了许多封书信，只差耳提面命的传授了，所以其搜集情报的习惯几乎和孟珙一摸一样，都是在一天的工作之后大集众将、地方官员和幕府幕僚，随便说些有趣的事情和最近的见闻，然后在睡觉前将这些情报分类整理，掌握其中有用的部分。另一方面，郑云鸣特别重视在战场上的实地侦察，很早就建立起以游奕营为基础的步兵侦察队，又建立专门负责联络的背嵬传声队。战事大致结束之后又得到了制置使司少量战马的补充，终于能够建立人数五十人的踏白使臣。
所谓踏白队，因为身上绑缚着交叉的白色十字布带，以彰骁勇无畏，在战斗开始前飞赴敌阵，踏入敌军大队，用绝伦的武艺来侦查来敌的强弱真伪情势，军中所谓不惜性命的硬探，踏白是宋军精锐武装侦察小队的代名词，历代南渡之后的军马，都以踏白队为武勇精锐第一。
郑云鸣的部下原本都是鄂州矿丁，并不擅长骑马，自从在襄阳吸收许多善于骑马驰突的北方将士之后，组建的踏白使臣可以夸耀是两湖地方最强的武装侦查单位。这也使得荆鄂副都统拥有了在整个荆湖地区最好的战场侦查能力。
但郑云鸣的问题也正在于此，他过于重视战场上的现地情报，对在北方安插细作眼线并不擅长，毋宁说，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在北方建立自己的谍报网络。他所得知的关于北方的情报，大体来自三个源头，顶头制置使司的情报通传，北方投降军兵的招供，以及杨掞每日的密报。
土龙军统制杨掞的作风和他的大将完全不同。他并不会大肆将部属聚集在一起，人们看到他的时候他总是显得神神秘秘。而且杨掞平日在军中的花费十分惊人，不但花光了自己比他人丰厚的俸禄，甚至闹得需要向军中同袍借债才能度日。郑云鸣有一次从自己的公使钱里拿出白银三百两让他还债，不想前脚才出衙门后手就将三百两银子花的一干二净。郑云鸣问他这些银子怎么花的，他只是含糊的回答都花在酒肆和青楼的花儿们身上了。
杨掞的这种姿态最后连王登也忍受不了，有一日他拽着杨掞一定要他在副都统面前立誓不再随便糟蹋公帑，不然就罢了他的统制职务。
杨掞只是翻了翻惫懒的眼皮，散漫的说道：“昔日刘季给陈平金数万斤，却从不问这些金是怎么花出去的。区区三百两银子，值得什么？”
坐在郑云鸣身边的白翊杰笑了起来，他对郑云鸣说道：“原来如此，这样吧，我看三百两银子确实不够纯父花销的，大将可以再给纯父五百两白银继续去青楼酒肆胡闹。”
郑云鸣毫不犹豫的大笔一挥，又支出去五百两银子。而杨掞一言不的将这些银子老实不客气的收下了，转身徜徉在襄阳的酒楼柳巷中。
也正因为他的工作，郑云鸣得以知道了许多原本非常机密的事情，既有敌人的，也有友军的。对荆鄂军的备战构成了极大的助力。
宋朝的往年的谍报制度就是如此，朝廷有朝廷的情报搜集习惯，各个大将有各个大将的眼线，甚至统制、统领和正将也都有自己的间谍网络。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样放羊式的情报工作固然简单直接，建立网络方便。但也效率低下，目标不明确，甚至会出现泄露重要情报的事情。
白翊杰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他上任参议官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任命了一名专门处理情报分析工作的干办仪仗公事，接着给都统司整治仪仗的名义，专门负责汇总处理从各个渠道得来的情报，将其整理成简明扼要、但是条理明晰的报告，每日交给郑云鸣调阅。
在设置了处理情报的机关之后，白翊杰有条不紊的开始建立各种短期和长期的情报网。和郑云鸣着力建立军方的野战侦察体系不同，他将侦察敌情的重点放在地方的保甲和义勇身上，以往常常出现地方义勇主动给官军递送消息的事情，但都是地方百姓自告奋勇的举动，白翊杰配合在两湖加强的保甲制度，规定了每个甲都要配备一名给本地驻军递送消息的快脚。并且在平时的巡逻和战斗中尽力搜集关于敌人的情报。
为了增强地方上搜集情报的能力，他还特别将里正甲长等召集到襄阳，由荆鄂军中的人员为他们进行基础情报知识的培训。
荆湖地区的人民，因为是大宋边区的缘故，长久以来一直与兵火为伴，锻炼出来刚强勇敢的性格，现在仅仅是刘廷美、曹文琦等几个大户，每个都能在地方上召集起上万的民兵，而且这些地方武装灵活机动，搜集情报的办法也是五花八门，比起官方的侦查别有一番厉害之处。白翊杰将这些情报源头笼入都统司帐下统一管理，也标志着荆鄂军开始有别于其他军队的独特情报搜集风格的确立。
四月中旬的时候，一个游方道士要求面见荆鄂都统司参议白翊杰，道士看见白翊杰之后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交给了白翊杰一柄拂尘，转身飘然离去。
事后白翊杰仔细的检查这柄拂尘，拂尘的柄内中空，里面藏着宋义长用蝇头小楷写就的一封密信。
信的开头处写道：“翊杰吾兄钧鉴”，后面大段文字阐述了蒙古帝国的强大，军队武力的昌盛，以及忽必烈如何贤明纳谏，从善如流，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劝白翊杰暗中通好蒙古，为蒙古人传递消息，在适当的时候接应蒙古人进入襄阳。
白翊杰仔细的读着信中的内容，时不时的皱眉思索，又时不时的轻声念诵，一直读到末尾处，才欣慰的露出了笑容。
他仔细的烧掉了书信，又默默的想了一会，定下了将网络伸展向北面陌生国度的计划。
随后在蒙古人再度南下前的几个月中，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偷越过两国边境，来到蒙古人治理的地区。
他们有的是前来投拜的书生，有的是四方云游的和尚道士，有的是冒死和北方进行贸易的奸商。总而言之，都是有所求而来的南朝人。
蒙古的守将们对这些人物是非常欢迎的，因为他们带来的是北边最需要的南朝情报。从他们的描述中蒙古人第一次知道了竹将军是由土龙军郑云鸣明，而其他军队装备的并不多，也知道了其实襄阳叛乱差一点点就会成功，如果不是郑云鸣在半路上杀了出来。他们也知道了声名不亚于赵范的名将赵葵成为了制置使，并且完成了京湖的军队调防事务。
他们对所有提供情报的南朝人都不吝重赏，并且鼓励他们将来带更多的情报回来。
但他们所不知道的则是，这些投奔人的背后都只能追踪到一个源头，就是荆鄂副都统司。
在南北之间，一张情报交通网络正在慢慢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