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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了农村，我又回到了熟悉的玉石科，张遂昌已经被调走，感觉科里的气氛好了不少。毕竟我想调离玉石科的想法，在去年就已经嚷嚷开了，所以回到科里，既没人提我要走的事，也没人给我分配具体的工作。由于张遂昌已经调走，我想调走的想法也跟着有些松动了，毕竟在这个科里呆了5、6年了，对业务有了一定感情，但我没敢跟领导透露。由于在农村这一年劳动强度大，又是自己做饭，所以每天都吃的特别多，可这一年来，实在是气郁不舒，回到公司后，活动量一下子少了，形成了肠胃胀气，大肠火大，大便秘结，食欲不振，最终不得不去医院。看完西医看中医，来来回回折腾了近3个月；另外由于我在农村，心情不畅，每天都在野外哀嚎，导致声带结节，最终说不出话来。消炎药、雾化吸入等，治疗了一溜够，最后还是在友谊医院手术解决了。在这期间，老徐多次找到我，问我何时能过去。我想提出调动，但不敢确定玉石科放不放，而且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也很不好，隔三岔五就得去医院，所以调离这事我也就一拖再拖。
此时第一波未经考试而是通过推荐上的大学的人们已经毕业，我们公司去了三位，回到公司上班的有两位；又有好几个这种大学毕业的人分配到我们公司；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岸的大学生正在校园里就读。此时的社会学历满天飞、文凭正吃香，蒙钱的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大家为了追风，也不管是真文凭还是假文凭、管用的文凭还是没用的文凭，只要见到广告就报班，下班后就到补习班上课。我了解了一下机制科的人员情况：
1. 科长徐贵：北京外贸学院干训班毕业，五十年代末；
2. 副科长周冰德：北京师范大学毕业；
3. 业务员简南：北京外贸学院，1968年毕业；
4. 商品员徐爱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
5. 商品员李云：北京外贸学院毕业；
6. 业务员刘辉格：河北农业大学毕业；
7. 业务员小马：北京西北军工学院（法语专业）毕业；
8. 刘永明：工艺美术学院毕业；
9. 西昊：北京对外贸易学校毕业；
还有其他人等均为1962年高中毕业后到外贸局
英语或业务培训班培训过。如果我要是来到这个科，那在学历这方面，我可就成了“唯一”（初中毕业），所以老徐找我时，我心里还真有点发怵。
再来说说此时的玉石科，这里已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继续在这里干，也只能跟别人搭帮，不会委以重任。何元利已经升任科长，老左仍是书记，老藏仍管外销，但是已没有管货源的副科长了；下厂组则变了样，程丽江在1976年顶替了董秋名的名额去了外贸局办的7.21大学学习英语，退学后与张遂昌勾结，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商品组，可以参加对外业务的谈判，而原来分级组的董秋名成了下厂组组长。
在这种情况下，我先找领导探探口风吧！我找到老左，谈及想法，他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并表示领导找他时，他绝不阻拦；找到何元利，他更是推心置腹地说现在科里人员都安排满了，如果真能到老徐那，那是最好不过了；最后找到老藏，他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走吧！1966年我在工艺品时，咱们就认识了，你说哪个领导喜欢下属比他行市高的人呀！你看现在这个科，谁能容得下你这个爱干活和能干活的人呀？我早晚也得走（后来调到了驻外的商务参赞处）。你要是再在这个科呆下去，就算不生病也得憋死!”
在此期间，玉石科发生了一个真实而荒唐的故事，促使我下定决心离开这个科。我越级直接打报告给党委，请求调离玉石科，调入机制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