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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被遗忘的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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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八年级以后,一度想不起来,是什么事触发我无法书写日记,在后院子点了一把火烧毁了日记本。

    我只记得那一年是七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将和班里一个笔友的信以及我的日记本都烧毁了。

    这一行为直接导致我的记忆混乱,一想起日记本,眼前就会浮现我烧日记本时,难过地流着眼泪的样子。

    我便不再想要想起来了,后来一写日记,内心深处就很难过,什么也就写不出来了。时间长了,什么事情也都想不起来了。包括为何烧日记本。

    直到八年级毕业领取成绩单那天,遇到的一个女老师,她拦住即将走出教室里的我们班同学,自顾自地慷慨激昂地开始了她的演讲:“等一下,我将是你们九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九年级也是之前的初三年级,俗称小高考,在你们的人生也是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决定了很多人要不要上高中的命运,做为你们九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我给你们布置一个暑假作业,阅读两本书,一本是《简爱》,一本是《骆驼祥子》,请你们认真写两篇读书笔记,开学的时候,我要检查…”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四年级的时候既然都已经读过这两本书了,这让我感觉特别好。《简·爱》我知道,她是一个女作家夏洛蒂·佛朗特的代表作品,为了能记住这个女作家的名字,我可是费了不少功夫。然后,我突然又想要将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重新读一遍,因为我只记得看完这本书的时候,一想到祥子,我的内心很压抑,却想不起书里讲什么了。

    八年级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我家地里干农活,上午五点半天蒙蒙亮,便开始到地里干活一直到上午太阳刚刚开始热起来,大概十点半左右。

    然后,回家吃饭,睡午觉,看电视,再到下午五点,继续去地里干到天黑便回家。

    接着吃饭,洗漱,看电视,疲惫地睡觉,在睡梦中等待第二天,继续重复这样的一天。

    随着岁月的流转,家里的人都在慢慢地一个个地在远行。还未远行的人,跟随着玉米的生长,在十亩地里间苗,除草松土,施化肥,壅土一道道工序。

    事实上,我几乎整个小学时代和初中时代的暑假一直是这样,只是后来,家里的人越来越少,地也越种越少自由的日子却越来越多,反而会无所适从。

    这样规律性暑假生活,在我妈的带领下,时常忙完自家地里的活,还要再看看东沟姨妈家地里的活干完了没有,如果没有,便要去帮忙干活。

    我妈常常会说:“你们小的时候,你们几个姑妈连一块铺垫都没有给过,都是你姨妈帮咱家,我们做人要知恩图报……”

    这样的道德绑架在小学时代还可以让我心存感激,青春期后便开始内心不平衡起来了。

    一方面,自己有了自己的看法,再也不会完全认同妈妈的观点。毕竟我们家就一直是人家嘴里的穷亲戚,始终没有改变过。

    另一方面,主要是内心负担不起了。恩情的债务是还不完的,除非像哪吒一样。而这种亲情之间的给予和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厚重。

    而我们整个暑假,每一天干完地里的活后,实在是已经身心都疲惫不堪。

    爸爸在外打工,需要时回会家几天,我的两个姐姐离开家出去上学后,暑假基本就解脱了,而妈妈,我和弟弟负担就更重了。

    当我弟弟迷上手机电子书后,他便对体力活表示抗议。开始干活的时候,草草了事,或者直接撂挑子不干。

    妈妈也知辛苦,便也会偶尔允许他投机耍滑一两次,直到有一次,妈妈又让我们去姨妈家帮忙,我弟开始用不吃饭,躺在床上,玩手机和睡觉表示抗议。

    事实上,这样连轴转的生活,枯燥又乏味。我也想要抗议,至少应该让我休息一天再去。

    可是,我妈不同意,她的权威和家长做派,让她已经习惯了用她自己那一套道德绑架方式和我们沟通,让我们乖乖听话,努力干活。

    却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开始有感受有自己的判断力和思想了,不是那个她心里一直只听她话的小孩子。还听她话,不是因为赞同,只是为了不让她觉得伤心和背叛。

    小学的时候,四年级之前,我都没有暑假作业本,从来都不用完成暑假作业。自从开始在学校买书,有了暑假作业本后,内心的负担也重了起来,整个暑假没有养成看语文数学英语书和写作业的习惯。所以,那些年,我用不写暑假作业表示抗议,却没有被人发现。

    暑假作业和劳动无法兼得,如同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是一个道理。好些年,开学报名,暑假作业都是最后一天抄答案或者根本就懒得抄,更不要谈认真看过,画上两三页就浑水摸鱼,空着交给老师了。

    偶尔看看书,也只会是一些文学,流行的畅销故事书。

    那一年,我们八年级毕业以后,九年级开始提前一个月进去学习状态补课,我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然后,有一天,我问伍阳:“我们初二时的班主任是谁?”

    伍阳说:“李建呀”

    “他是我们什么课老师?”我还是没有想起来。

    “体育课呀!”伍阳吃惊地说。

    “你怎么这么奇怪,突然问这么奇怪的问题。”然后她又接着问:“你忘记了吗?”

    我没有说话,事实上,我意识清楚的知道,我是真的忘记了。

    “不过你一直都很奇怪。”伍阳似乎给我再说,也是给自己在说。

    “怎么了?我怎么奇怪了?”那时,我不知道伍阳在说什么,因为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你总说一些奇怪的话,比如,MBW老师对你多好呀,我有一次问你,为什么不跟他说话,你既然说,我不喜欢别人对我好。”伍阳解释着说。

    我的视线一下子拉得很长,突然发现,我的确是说过这句话,以及我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只是,当我从大脑里提取出来的这句话时,不添杂任何情绪。

    我突然想起来了WBM老师,常常上完语文课以后,会花几分钟把某个同学叫出去谈话,将我叫出教室后,会给我讲,“要自信”,“要踊跃回答问题”,“为什么不说话呢?”、“遇到了什么困难”,“老师能帮你”……诸如此类的好话。

    老话说的好:“救急不救贫”,贫穷早已限制了我的想象。我的脑袋像一个接收器一样地记住了这类好话,并给每一句话似乎都建立了不一样的神经链接,这些错误语言与行为连接,比如我觉得我很自信,沉默是金也是一种自信;我就要和别人不一样,特立独行也是一种自信;我不会说话,因为我信奉沉默是金……而不是去寻求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

    我压抑住了自己的情绪,同样也不再表达需要,甚至于忘记了我需要学习如何讲话,如何适应环境,如何正确地表达自己的需要。

    某一刻,似乎觉得什么道理都可以懂了,别人的话都是对的,但是我就只会不说话,静静的读书,写作业,听课,考试,也并不能在熟悉的环境对此类好话做出反应,或者我潜意识认为沉默就是我的反应。

    偶尔,我还会写日记,只是不带情绪的思考,只是在记流水账。流水账却又不是我想要的结果……然后,我便更加讨厌写日记了。

    尽管老师们说,“名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是一种反思和总结”。

    但我这样的死循环,自己也根本无法跳出来。最后,便有了摧毁这个习惯的念头了。

    同时很长时间,除了文学书还可以读进脑子里,其他的也包括文学书,似乎也是装进脑子的越快,遗忘的速度也有多快。

    自从七年级读了韩寒的新概念作文,我便对新概念和《萌芽》这本杂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好奇。但读这些书,并不能找到,解决我生存与生活问题的方式方法。

    一个人生活在贫瘠之地,注意视线也会变得狭窄而缓慢,连苦难的日子也变得漫长而无边界。我对于同龄人喜欢的韩国欧巴卡哇伊表示脸盲,心更加盲。这种脸盲和心盲后来便越来越多,然后产生了累积爆发效应。

    当我高三决定住校以后,发生了变质的化学反应。

    我的老师们常常会用物理上还有哲学思想“量变引起质变”教育我们,哲学书上其实还说,好的行为经验积累会引起好的结果发生,坏的行为经验积累会引发物体改变自身性质去适应环境,是一种变质的过程。例如,一个被套在着金属圈生长的南瓜,内心就会变得无比坚硬,无法食用。

    然后整个九年级,我开始慢慢寻找记忆线索,想知道,八年级发生了什么?以及那一年,发生过什么好事。

    然后,我想起来,我八年级竟然还当过副班长,得过一个“三好学生”奖状,拿到手以后,便被挂扯了一段,我便偷偷地撕成了碎片。

    可是,我是如何当上副班长的呢?如何得了个三好学生?我竟然会不愿意想起来。

    八年级时,中二病泛滥的我,被同学民主投票得了一个副班长的称号,和班长一同辅助着体育老师管理班级,班长负责教室纪律管理,我负责学习纪律管理,比如协助老师统计每一个同学完成每一个学科作业的情况。

    然后,在家长会上,将统计表拿给各位家人看,让做家长的大人真切地了解自己孩子在学校里学习的表现,私下里还帮助班主任抄阶段性教学目标责任书。

    我清楚的记得,那时的我,用自己的方式表现的一下,我对于老师给我安排这份工作的不满意。

    这份工作说起来很简单,工序却很繁琐。一门主修学科每天都上,一个星期老师至少会布置三次作业,两个月就是二十一次。一门选修学科一个星期上两堂课,也需要至少七次作业。而我们班当时有四十多个同学,有语文、数学、英语、思想品德和政治、物理、历史和生物七门功课。

    当我一个同学一个同学一本作业一本作业本翻完一个语文学科,画上正字符号后,我的耐心已磨完了。可是,我又没法表达自己,的确没有耐心了。然后,我便总结了一个经验,比如,学习好的同学基本每科都会认真交作业,不交主修作业的一般选修课交作业的概率也不大。安静看起来乖巧的同学一般不敢不交作业,不认真交作业的就是几个上课喜欢捣乱的……

    然后,我开始根据每个同学的日常表现胡乱编排,随意让哪个同学缺几次没有交作业。大差不差地每个人一两三次,最多也就四五次,上课捣乱的也没有几个,看看交作业了没,然后大概数一数交了几次作业,已求蒙混过关。

    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源于我内心深处中二病的叛逆,也有不想写字,不想交作业的时候,却还是硬着头皮一点点完成作业。

    那时,我犹豫长时间不保护眼睛的看书习惯,我的眼睛已经开始抗议了,俗称假性近视。我开始坐在教室第二排看东西模糊不清,却也不愿意讲出来。

    那时,伍阳学习成绩比我好,个子低,一直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也近视了。她配了一个二百多度的眼镜,我偷偷的戴过一次,我也可以看的很清楚黑板。

    但是,我却不知道该如何跟妈妈开口,二百多度需要戴眼睛吗?

    二姐初三的时候,给父母说看不清黑板,配了一副眼镜,一只眼睛五百多度,一只眼睛七百多度。

    二百多度,需要配眼镜吗?我觉得不需要。看不清黑板又不是看不见黑板,所以,很多时候,我只是听课,然后自己去看书,全靠看过记性好。

    当时,当我发现记忆力也不是那么可靠的时候,我的心开始慌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