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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了痛苦和耻辱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有着这样一个震撼世界的伟大社团。
它最早成立于1921年，历史底蕴远远不及洪门、青帮、三合会这些老牌黑帮。但是，在诸多惊采绝艳的组织成员全力奋斗之下，仅仅用了短短三十年的时间，便让它屹立在了中国各势力金字塔的顶端。
而唯一能与其抗衡数十年的同类帮会，也早在上一个世纪中期就被扫荡出中国大陆。
到了今天，它已经退出中国“有活力的社会团体”排行榜，原因是它根本不屑于上这个虚无缥缈的排行榜。但是，它的势力却遍布在整个神州大地。北京，沈阳，济南，南京，兰州，成都，广州是其七大堂口的聚居地。帮会成员数目高达八千多万，专业打手接近350万，其中20万小弟负责维护中国地下秩序，90万小弟的责任是扫除当地稍大点的蝼蚁，最后的230余万红棍平时不出动，作为王牌威慑力量，不过一旦有国外势力出现，这支战队就会奋起迎战。这个强大的社团，它的名字是整个中国的禁忌……
好吧，言归正传，在1934年的时候，这个组织刚刚承受了它诞生以来最惨重的打击。尤其是上海地区的各大堂口和暗线，几乎都被敌对势力给扫荡一空。只剩下几个支离破碎的小团体，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还在白色恐怖的风暴之中苦苦挣扎。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在这些人之中，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进步学生，有被过度劳动给榨干了青春与健康的纱厂女工。有劳苦深重却不能养家糊口的黄包车夫，有同情民众疾苦、愤恨洋人横行的爱国文人，有郊区被地主放高利贷剥削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破产农夫……上述这些成员，基本上还在王秋的理解范围之内。但他从来没有想到，在上海的地下党里面，居然还有当“性工作者”，确切来说是干职业小三的……
所以。看到穿着牧师袍的胡德兴总政委，急匆匆地抱着一个浓妆艳抹的风尘女子闯进自己家门，身为“妇女解放运动旗手”的金奇娜大姐。脸色一时间当真是变幻莫测……更别提在胡德兴总政委的背后，居然还咋咋呼呼地跟着一大票人——马克思在上！胡总政委，您在白区居然就是这么公开搞地下活动的？
直到看清楚胡总政委身后那票人的装束：一个个脖子上都挂了十字架，手里拿了《圣经》或圣母像。张口闭口都是“愿主保佑你”……王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胡总政委把自己这个“红色牧师”的身份利用到了极致，将自己管理的整个**红色小组，都伪装成了一群虔诚的基督徒……
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一个掩护地下党活动的好法子。可以用做礼拜的形式定期开会，旁人即使看出了什么不对劲，通常也只会以为是“信洋教的假洋鬼子在发癫”……即使要下乡活动也很正常——这年头的传教士当真是满中国遍地走，就连红军的长征路上，都在最偏僻的西南角落里遇到了好几个洋教堂……
只是看了他们之后。也不知为啥，总会让人联想起现代社会那些在地铁站发传单拉人的老头老太？
但无论如何。既然麻烦已经上门，无论是出于面子还是交情，也实在是不好不管……
正好此时有一位从医学院毕业，如今算是“军医”的澳大利亚籍职业穿越者，刚刚结束了一番血拼大采购从南京路上回来，王秋便抓了他的差，让这洋鬼子给那位穿旗袍的“风尘女子”顾曼莎看病。
结果，这家伙似乎是因为长期参与打打杀杀，工作专业严重不对口，行医业务生疏了很多，只好又是翻书又是看笔记，还要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查阅病例资料库，一通折腾了好久才给出诊断：
“……看这症状……应该是很严重的肺结核啊！怎么会把病情拖到这么严重的？”
看了那位澳大利亚半吊子军医在电脑上打出来的诊断病历，王秋感觉有些困惑地对胡总政委问道。
“……唉，有啥办法呢？我先前也不晓得，曼莎竟然会患上这样的绝症……”
看着这个好不容易才从茫茫人海中寻来，能够传承自己衣钵的女弟子，如今脸色憔悴奄奄一息的模样，胡德兴总政委也是心中阵阵抽痛——到哪里还能找到顾曼莎这样一棵只用半个月就能确立科学**信仰，才一个月就能冠上“政委”之名，施展“这不科学”绝技大肆斩妖除魔的钻石级好苗子？
“……这肺痨自古就是不治之症，本来若是平心静气、好生调养，还能靠静养休息和合理膳食来延长患者的寿命，一些调养得当的肺痨病人，甚至能在染病后活过十年以上，比如说鲁迅先生……可是以曼莎这样糟糕的家庭，这样刻薄的性子，又怎么能不动气……唉，说实话，她也真是一个可怜的苦命人啊！
先前，我已经带着她去了几家相熟的诊所，里边的医生都说她的病是没治了，能够在床上用人参汤吊命熬几个月，就算是有福气……如今我已经实在是没有半点办法，只好死马当成活马医，拖着曼莎来你这儿瞧瞧。不知道一百年之后，这世上的医术有没有进步到能治疗肺痨的程度？”
——在抗生素发明之前，肺结核基本上算是无药可救的绝症。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世界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高明医生，能够用外科手术的办法来治疗肺结核，其中就一位叫做诺尔曼.白求恩……
“……呵呵，胡老前辈。您这可是问对人了！如果是癌症，我们也没有什么十拿九稳的疗法；如果是梅毒，即使能治好了也会有挺严重的后遗症。但这肺结核嘛……就是小菜一碟了。”
对此。王秋很有自信地拍了胸脯，然后吩咐那位澳大利亚半吊子军医从药箱里取出一支一百万单位的链霉素注射剂，但却没有直接用药，而是用蒸馏水稀释到一定比例之后，才给顾曼莎进行了注射。
——之所以用链霉素而不用名气更大的青霉素，是因为青霉素固然可以有效治疗各种战伤和其它原因导致的细菌感染，但链霉素在治疗结核病这种绝症方面。有着更加无可比拟的鸣响疗效；而之所以要将链霉素注射剂进行大比例的稀释，则是要考虑到“前抗生素时代”的人们对抗生素的耐受性。
在二战时期，几十到一百单位的青霉素就能起作用。被视为神药。但接下来，病菌的耐药性飞速提高，青霉素的用量也只得随之跟上，到了二十一世纪。同样的病症动辄就要上百万单位。还未必能治得好。
如果有谁在事先没想到这一节，直接按照药品说明书的内容，也就是在二十一世纪普通人的标准药量，给二十世纪初期的病人使用抗生素药品，那么等于是往耕地上一口气多洒了上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农药，不仅杀了有害的病菌，很可能还会导致患者本身的器官组织细胞，都给良莠不分地消灭了……没办法。前抗生素时代的人体抗药性，能够跟几十年后青霉素和链霉素烂大街使用。饱受各种抗生素考验的人类相比么？
至于王秋他们先前在古代时空胡乱削减些药量，就把口服抗生素药片当成万灵药到处分发……那完全是在草菅人命，拿病人当试验品，能救活几个算几个，医死了是正常现象，救活了是神明赐福。然后死着死着，就慢慢地摸索出了“前抗生素时代”的适用药量和诊疗规律。而充当试验品九死一生的古代土著，非但不能对此有半点恼怒，还得千恩万谢有人来给他们救命——否则就是真的十死无生了！
与此同时，在征得胡德兴总政委的同意之后，马彤、蔡蓉和刚刚赶来督促的部门最高领导萧瑟女士，也向这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地下党同志，表露了自己的“未来同志”身份。并且为了保证说服力，还把录音笔、随身听、笔记本电脑、三维立体投影、玩具机器人等各种“高科技产物”统统都展示了一遍。
接下来，趁着这帮人恍惚的恍惚、震撼的震撼，神志普遍迷糊不清的有利机会，小鸟游真白（当然，为了避免多生事端，她没有表露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乘机给他们一个个都下了暗示术，让这帮无神论信仰并不坚定的上海地下党成员，在一段时间内无论如何都要保守住秘密，否则就会心痛如绞、浑身抽搐……
然后，素来好事的马彤学姐又不知从哪儿拿出了一本《上海地方志——政党篇》，挨个儿查问起了这票地下党的身份与姓名……结果却失望地发现尽是些无名小卒，连一个上海地下党出身的历史名人都没有，跟未来公开的历史资料上的名单记录根本对不上号。
“……写《义勇军进行曲》的田汉在不在？什么？不在？他的好基友林伯修呢？呃？也没人认识？那么许亚？陈国栋？顾准？王阿林……诶诶？怎么书上这些有名有姓的家伙，全都不在你们中间？”
更奇葩的是，这帮人按编制是挂靠在**特科（情报系统）名下，但却连菜鸟都算不上，属于彻头彻尾的“热心群众”——除了胡德兴总政委本人之外，连一个党员都没有，至于团员也仅有一位而已。
这种奇怪的状况，让诸位“未来的同志”全都忍不住泛起了嘀咕，而这个时代的同志们在得知自己全都史上无名之后，也不免感到颇为失落……最后，还是胡德兴总政委有些尴尬地揭开了谜底——这支伪装成基督徒传教队伍的红色地下党小组，其实是他独立发展出来的小团体，未来打算纳入共产国际驱魔纵队的体制，故而很可能不会被载入正史。此外。除了胡总政委本人之外，团体内其他成员跟上海另外几个党组织基本没有横向联系。如今在鲁迅先生这个联络人手里挂着名的，也就只有胡德兴总政委自己而已。
——在革命年代。白区的地下党组织有很多都是单线联系的，一旦上线机构被敌人破坏，下级党组织就成了孤悬状态。若是运气特别不好，甚至有十几年都没办法恢复联系挂上钩的。
在这种情况下，脱钩的孤悬党组织如果能够继续坚持革命工作，没有犯下什么错误，党中央在恢复联系挂上钩之后一律都会予以承认。因此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经常有失去联系的地下党、掉队的老红军之类找不到大部队，只好回到故乡，发动工农搞起组织。然后再一次被卷土重来的党和红军收编接纳。
胡德兴总政委的这个小团体，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自从党中央逃出上海、迁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之后，胡德兴总政委和他仅有的一名共青团员助手，就跟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之后。他虽然通过交游广阔的鲁迅先生。粗略知道了其他一些地下党残部的存在，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始终没有主动过去联络。
——以上海地下党组织眼下支离破碎、群龙无首的状况，既联系不到国内外的任何一个上级单位，腰包里也没有发起工人运动的资金，甚至在内部都推举不出一个能够服众的领导者，连维持自己的生存都很困难。即使重新聚合在一起，恐怕也做不了什么。还不如继续潜伏着。好歹能保存实力、以待来日。
然而，在从穿越者手中得到一笔资金之后。胡德兴总政委的心态却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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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全起见，在给顾曼莎打了一针链霉素之后，众人就在胡德兴总政委的带领下，把依然昏迷不醒的顾曼莎，用汽车运回了她租住的一处亭子间里——居然也在上海南市华界，距离金奇娜的新家并不远。
然后，王秋终于深切地体会到了，这年代上海滩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生存环境。
——狭窄逼仄、总面积不到六个平方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破板床和一把晃悠得像摇椅的凳子；满是缝隙空洞的几面薄墙，让你在室内就能轻松感受到一年四季的风；幽暗潮湿的弄堂中，总是散发着粪便的臭气，摇摇欲坠的楼梯间里，弥漫着腐烂木材的霉味儿，从厨房里钻出来的食物馊臭气息，飘得到处都是……
这里的房客大多数靠出卖苦力为生，他们整日操劳却仍旧穷困潦倒——缫丝女工们脸色苍白，胳膊干瘦，她们在弥漫着蒸汽的三十度高温厂房里做工，手指头都被开水烫得脱了皮，一个月也没有一天休息；建筑工人赤脚套着破鞋，从头到脚都沾满油漆和石灰，每天都要做工至少十二个小时，有时甚至会延长到十五个小时，过着苦役犯一般的生活，脸色疲惫而脾气暴躁易怒，有的人已得了痨病；黄包车夫们则是浑身汗臭和灰土，脸色乌黑，手臂上青筋暴突……
跟其他工人不同，这些车夫不怕工作时间太长，倒是唯恐工作时间太短，因为全上海总共只颁发了一万张合法的黄包车执照，却有四万名黄包车夫要靠拉车来养家糊口。为了从车行租到车辆，他们得说好话，得找人作保，得给车行的管理人员送红包，甚至还要主动要求上调自己的份子钱。好不容易租到车辆的车夫，为了让车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还会再把车辆转租给第二个第三个车夫，自己拉白天，别人拉晚上，24小时不停歇，就像二十一世纪的上海出租车一样……这样一来，如果分配到自己拉车的时间太短，那么一家子的生计就全都没有了着落
另外那么一小部分房客，干脆靠乞讨过活，他们的衣服更加褴褛，面孔浮肿，皮肤松弛，虚弱无力，浑身散发着酸腐的气息，每天带着一群孩子站在街角要饭，还要随时提防警察、保镖和巡捕的驱赶……事实上，能够住得起房子的人，已经算是丐帮中的上流人物，更多的小乞丐只能睡在桥洞里和马路边……
在这片弄堂最破旧的几间屋子里，还有七八个衣着破旧、强颜欢笑的邋遢女人，只要出几个铜元就能跟她们风流快活一个晚上。她们大多都是从青楼里被赶出来的“淘汰货”，一般还不到三十岁，身上的部件差不多都在，牙齿也没掉几颗，脑袋上还有些头发，除了肿瘤、梅毒、肺炎和肺结核外，没有受到更多病痛的折磨……其中某些人或许还曾经是沪上有名的当红头牌，但如今却早已不见当年的艳光四射。
虽然处境落魄，但她们的娱乐生活依然十分丰富，比如抽烟、酗酒、诅咒、祈祷……出卖身体换来的几个子儿一到手，就被她们换成了劣酒、香烟和鸦片，然后在酒臭和烟雾中，骂骂咧咧地诅咒老天，诅咒命运，诅咒负心汉；同时祈祷自己能够再多活几年，甚至生下一个不是死胎或畸胎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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