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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座！剿匪剿匪，眼下已经剿得丢了南京，连南昌都呆不住了，您居然还要继续清剿赤匪？！”
眼看着蒋委员长如今已是大敌当前、命在旦夕，居然还不忘剿灭赤匪，陈诚显然对这种“生命不息、剿匪不止”的疯魔精神感到很是不可思议，“……您现在最要紧的是联合各方势力，壮大我方阵营，甚至连赤匪也都可以联络利用，比如说订立一个合作盟约，这样才能背后有洋人撑腰的南京伪政府进行对抗啊！”
对于陈诚在病急乱投医之下提出的“通共建议”，蒋介石只是轻蔑地一笑：“……穷赤佬怎么靠得住？洋人怎么打得过？上海赤匪自陷死地，覆亡之期已是指日可待，真要跟他们搅合在一起，那才是找死呢！
唉，这世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无奈啊！眼下‘何婆婆’（何应钦的绰号之一，因为他办事有些婆婆妈妈而得名。）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撑腰，正是气焰嚣张的时候，我暂时只有退避三舍，让他和汪某人猖狂上一阵子。但是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中国的事情若是没了我蒋某人，就一定是玩不转的！”
“……这……就算是暂时要对南京方面忍让，委座，我们又为何还要靡费仅有的一点儿军饷，深入大别山那种穷地方清剿赤匪？鉴于当前的艰难时势，只要守住武汉三镇和江汉平原的富庶之地不就够了？”
陈诚似乎还是有些难以理解蒋介石的“深谋远虑”，“……失去了上海滩的财政支援之后，当前我方的军力财力匮乏到了极点，发行的钞票等同于废纸，刮地皮一时间又刮不出多少油水，更别提还要供养海军的那些吞金兽……清剿赤匪的军费从哪里来？总不能让将士和官员们节衣缩食、捐出薪水报效国家吧！”
“……唉，正是因为手里没有钱，偏偏开销又那么大，我才要这样不惜一切代价地卖力剿匪啊！”
蒋介石的回答似乎有些不符合逻辑。但接下来便解释了其中的奥秘，“……我已经跟香港那边过来的中介人联系好了，等到行营搬迁到武汉之后，汉口的英国和美国银行将会给我们提供贷款，甚至承接一定数量的公债，但是有一个前提——我绝对不能因为一时落魄，而跟赤匪勾搭。否则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陈诚这才恍然大悟——民国时代的武汉三镇，作为长江航线的枢纽，南中国内陆的工商业重镇，以及中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这里同样是风气开化、租界林立，素有“小上海”之称。所以。跟上海滩的十里洋场一样，武汉这里同样有着一批华资和外资的金融机构，能够给各路政要和大帅们提供筹钱的渠道。
当然，眼下由于在上海的总行已经完蛋，武汉的华资银行分行自然也只有关门大吉。但那些外资银行、香港银行的武汉分行却依然能够运作，只要能够跟它们背后的大老板搭上线，蒋委员长就算在失去了上海滩的大钱包之后。也依然能够靠武汉的这个小钱袋苟延残喘下去。不过，美英帝国主义的钱也不是那么好拿的，发放贷款的首要前提就是跟赤色分子划清界限——而这正是蒋介石的天赋强项。
此外，通过美英帝国主义这一姗姗来迟的善意表现，蒋介石还从绝境中看到了东山再起的一线希望。
——虽然迫于红军攻占上海，可能从此掀起远东红色革命的巨大威胁，为了借用大日本皇军这把锋利的刀子，清剿上海的红色力量。美英帝国主义不得不暂时纵容日本在华势力的急速扩张，甚至允许日本打倒自己的在华势力代理人蒋介石，改而扶植了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中国政府。
但是，狡猾的美英帝国主义并没有坐视日本在中国开疆拓土，而是从一开始就准备了后招——利用日军清剿赤色分子的“借刀杀人”尚未开始付诸行动，接下来翻脸不认人的“卸磨杀驴”计划就已经在酝酿。具体来说，就是给蒋介石提供资金援助。让他暂时蛰伏上游，整兵备战。一旦未来时机成熟，美英等国就会一边逼迫日军撤退，一边放出这头老虎。再一次打倒南京的亲日派政权，从而夺回一切在华利益。
对于此时在南昌坐困愁城的蒋介石来说，美英帝国主义的这个打算，自然无异于让他绝处逢生。
“……不用太担心何应钦的进攻，他借着日本人的东风，最多也就能打到江西，然后就会被我们的美国朋友和英国朋友阻止。等到我们在武汉站稳了脚跟之后，就筹备成立武汉国民政府，以便于跟南京方面分庭抗礼，再现宁汉对立的局面！嗯，最初当然要蛰伏一段时间，养精蓄锐。等到日本和美英的关系破裂之后，我们就能依靠美英友邦的帮助，沿江顺流而下，直扑南京，重建党国大业！”
蒋介石一边努力给此时依然不离不弃的爱将陈诚鼓劲儿，一边还讲了他在武汉“另立中央”之后的人事安排——自己当然是继续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前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担任国家主席兼行政院长，以便于收拢社会名流之心，而陈诚则就任军政部长，也就是原本属于何应钦的位置……遗憾的是，自以为有了万全之策的蒋介石，此时并没有预料到，想要在武汉三镇另起炉灶的“玩家”，眼下可不止他一个……
“……报告委座，从四川方面发来的情报，刘湘昨天在万县召开誓师大会，集结了数万川军，号称要水陆两路东征援鄂，前锋部队已经快要走出三峡了！”一名机要秘书匆匆奔进办公室，报告了上述噩耗。
“……娘希匹！这帮四川耗子也敢跟我抢武汉？快点收拾！一个小时之后就出发去机场！”
此外，就在美英帝国主义谋划着“卸磨杀驴”之际，日本人同样也在打着“挟匪自重”的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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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租界，北支那驻屯军或者说“天津军”司令部的某间办公室
这是一间铺着榻榻米，装了纸拉门的传统日式和室。和室的墙角摆放着精致的小神龛和古老的日式铠甲，和室的墙上挂着军刀和太阳旗，以及一幅主题为富士山镇压着长城的军国主义题材浮世绘，此外还有四个古色古香的挂轴条幅。上面用端正的楷书写着日俄战争之中日本“军神”乃木希典的四句名诗：“……肥马大刀尚未酬，皇恩空浴几春秋。斗瓢倾尽醉余梦，踏破支那四百州！”
身穿军装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此时正跪坐在榻榻米中央的一张矮木桌旁，皱眉翻阅着一叠厚厚的文件报告，不时还提笔在桌边的作战地图上做几个标记。
办公室的窗外，不时传来日本军官们醉醺醺的“万岁！”和“武运昌隆！”等欢呼声。以及“慰问团”妓女们的咯咯娇笑——这是天津军的各级日本军官们，在得知“南京无血开城”的空前喜讯之后，兴高采烈地在举办祝捷宴会，用挟妓豪饮来庆祝无敌之大日本皇军仅用一个月就征服支那的“盖世武功”！
而制订了本次“南京突袭作战计划”的石原莞尔少将，也因功飞黄腾达，不仅拿了勋章。还升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的部长——这个集中了参谋本部90%权限的核心要职，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是，作为当前日本陆军之中的第一流战略家，石原莞尔却并没有升官和嘉奖冲昏头脑，而是冷静地从辉煌胜利的背后看到了喻示着危机的阴霾，并且开始着手准备解决的对策。
事实上，如果不是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天赐良机。石原莞尔是根本不赞成扩大对华侵略的。
——石原莞尔，日本陆军大学30期次席毕业，毕业后留学德国，据说是能够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人中的一个。不仅如此，这位天才还发展了《战争论》，整出来了一个“最终战争论”。具体来说，就是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要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以此来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
石原又认为，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大战略上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国土狭小、没有纵深，缺乏多种战略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这就是“满蒙生命线论”的由来……也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石原莞尔一手策划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并且依靠他对时局的精准判断，只付出了微不足道的代价，就轻易夺取了东北三省。其军事才华堪称妖孽。
然而，根据石原莞尔的战略思想，他对中国、苏联以及美国的战争进程，是有精确的步骤设计和严格的规模控制的。在成功夺取满洲之后，就应该在至少十年之内不与中国国民政府争锋，而是向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无力保护的内蒙古地区扩张，同时挑动关内动乱，使得中国长期陷于内讧失血；同时大力经营满洲、内蒙，建立起一个可以进行持久战的大后方，以及一支强大的、自给自足的军事力量，最终达到灭亡中国，并通过与美国的最终战争，实现称霸世界的目的，其野心之庞大，计划之详密，令人瞠目。
可问题是，这世上的很多事情都是一个悖论。石原莞尔通过发起“九一八事变”，确实是让日本夺取了广袤肥沃的东北三省，拥有了发起一场世界大战的物质基础。但同样也开创了低级军官违反军法搞“下克上”，强行裹挟政府和军队开战的前例——“九一八事变”轻易拿下东北让日本军方尝到了甜头，与此有关的军官，包括主谋石原莞尔在内，全都加官进爵、官运亨通，由此制造了一个极大的恶果，就是后来的日本军官越来越不把政府和军部的指示当一回事，觉得只要能够打胜仗，就是抗命违令甚至伪造军令也没啥！
偏偏石原的那些后辈们，却只有升官发财的野心。没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个“满洲事变”就一举成名了吗？你会我也会，于是大家伙一拥而上，各种各样的“事变”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把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都要给搞傻了！而日本陆军的一切长期战略计划也就成了废纸，因为前线军队完全就是处于失控状态，拉都拉不住……这回石原莞尔到华北来遏止“天津军之暴走”，责问那些无视军纪的参谋军官的时候。就被他们毫不客气地讥讽说：“我们只不过是模仿石原阁下当时在满洲事变中的作法而已”。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你石原莞尔能捏造军令做了初一，咱们这些后生晚辈又为啥不能做十五？
这帮大脑中二病恶变晚期的青年参谋军官，甚至还胡诌出了这样一套理论——要保卫日本，就要占领朝鲜半岛；要保卫朝鲜半岛，就要占领中国东北；要保卫东北。就要占领华北；要保卫华北，就要占领全中国；就要占领南洋；就要占领澳大利亚；就要……这侵略扩张的口号实在是狂到了没边，令人叹为观止。
可是，就算雄心勃勃的大日本皇军有这样的好胃口，皇军背后的大日本帝国能有这样雄厚的国力吗？
在石原莞尔看来，日本眼下的国力还是很贫弱的，工业和经济在列强之中都是敬陪末座。出口创汇的主要商品居然是生丝和花姑娘——也可以说是“性.奴隶”——为了维持陆军和给海军造巨舰，赋税收得死重死重，阶级矛盾空前计划，以至于美英经济学家在调查过后，都奇怪日本人为啥压迫成这样都还没造反。
更糟糕的是，这些年的日本又跌进了经济危机，尤其是东北部农村，更是遭受了明治维新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减产。农民不得不以草根为食。他们的女儿被买去当歌妓，儿子被征发去满洲“保卫国家利益”。就算儿子寄回了军饷，在地主的逼迫之下，这些钱也不能用来赎回女儿的钱，而必须首先去付地租和税金……
石原莞尔知道的另一桩悲剧，发生在一位儿子被征发到满洲当兵的农民父亲身上——儿子在被征发去满洲之前，写了封信告诉乡下的父亲。但是忘了贴邮票，而父亲因为付不起区区4分钱的邮费不能收信……一个月以后，父亲接到儿子在满洲战死的正式通知……
所以，在石原莞尔看来。这些前线参谋军官不断违反军令，挑起各种事变、擅自扩大战争的做法，完全就是一种走向赌场的赌徒的心情。他们其实并没有必胜的信心，只不过用豪言壮语掩盖着内心的恐慌，企图靠一场赌博来让自己飞黄腾达、加官进爵……这些人或许以为，就算输了最多也不过是切腹而已，军人又有哪个是怕死的？可他们在作出决断之前，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们投下的赌注可不仅仅是自己的前途和官职，还有成千上万将士的生死和整个大日本帝国的命运啊！这不是公器私用吗？
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在发动战争之前就要考虑如何结束战争”的道理，挑衅开战唯一目标只是自己的出名和升官……像这样根本不顾日本的实力和长远的战略，一次又一次自说自话地随意挑起战事，最终只会让日本帝国陷入长期全面战争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偏偏以自己身为“满洲事变”主谋者的身份，根本没有任何立场去教训这些后生晚辈——因为他自己就是靠着“满洲事变”赢来了荣华富贵！
——如果只是前线少壮派参谋军官暴走，只要军部狠下决心，勉强还能管束得住。等到整个军部一起暴走之后，恐怕任何战略家都控制不住局势了——中下层的人都想效仿“九一八事变”搞军事冒险来升官，上层的大佬利用下层军官的诉求，把他们当枪使来打击异己……和后世的日本政治一样，都是为了自身的权势地位而不顾国家的长远利益，无非是后世用选票，当时用子弹和炮灰……
于是，石原莞尔在日记里忧虑地写道“……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什么‘惩罚中国，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都是亚洲的霸主国家，而令周边所有国家感到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衰老的国家，而看不起它……然而，中国有自古而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我国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决心和意图……而我国是绝对打不起持久战的……”
幸好，就在这个皇军即将滑入深渊的时候，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上海赤军事变”，让石原莞尔终于找到了突破僵局的一线曙光，并且成功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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