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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初六的苏州织佣之变，也是如此-在这一日，苏州城二千多名饥饿而愤怒的纺织工匠手执绞棍，冲出玄妙观道院，在一名叫做葛成的机匠率领下，涌向苏州城东南葑门，税官黄建节当场被砸死。
这件事儿的起因，明年上的说法乃是：朝廷派驻苏州城的税官横敛暴征，贪而无厌。
万历二十七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奉旨“带征苏松等处课税”，即督征苏州、杭州一带的各类商业税，税收衙门设在苏州织造局内。明代太监执掌税事，搜刮起来往往特别心狠手辣，这个孙太监一上任，苏州城就发生了“税务初兴，民咸罢市”的事情。及至万历二十九年春，苏州遭受水灾，民不聊生，但孙隆为完成年度征税额，不但不体恤民间，还加紧盘剥商民。他的参随黄建节勾结地方流氓，勒令织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即设立“机头税”；“每缎一疋，税银五分，纱一疋，税二分”，所织纱缎，必须完税后由税官加盖官印之后，方准发卖。
一时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机户相率改业、罢工，而佣工无所趁食，要么铤而走险，要么坐以待毙。
进入六月初，这些“浮食寄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苏州织工开始聚于玄妙观!一!本!读!小说 ，密谋暴动抗税。先是有佣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等集众二千余人，随后加进来的织佣越来越多，这时候，昆山机匠成了他们的领袖，史料载：义士葛成，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人响应。
从六月初六到初八这三天，抗税的织工们将苏州城“诸税官皆次第芟尽”。这里有个细节，值得特别注意：抗税队伍曾一度包围了苏州税使孙隆办公的苏州织造局，孙隆请求苏州知府朱燮元派驻军镇压，但朱知府拒绝了他的要求。苏知府说：“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大意是说，军队是用于抵御外寇的，不可用来镇压民变。最后孙隆翻墙逃走，总算保住狗命。
朱知府说的倒是冠冕堂皇，其实说白了，这一次的抗税事件，乃是地方上的读书人和官府，和期货而来对抗万历皇帝。
注意，是对抗万历皇帝而不是对抗朝廷。
本书中前文就已经说过，由于明处延续下来的某些政策，导致商税奇低无比，而江南地区，又是商业极其发达的所在。
自从大明开国以来，奖励开垦，降低赋税，兴修水利，加上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江南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与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得城市发展大幅度加快。而自从张居正张相爷当政，行一条鞭法，徭役、地丁，分摊入亩。由此，无地农民纷纷进城，并为手工业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仅江南一地，就出现了三十三个大中型商业和手工业城镇。水陆便利，商业繁茂。至万历年间，杭州居民“数百万之众”，扬州人口八十万余，“人烟浩穰，游手众多。”苏州城“自阊门至枫桥，将十里，南北两岸，居民栉比。”
城市可谓是极大繁荣。
单就苏州而论，在万历朝，苏州城里百工聚集，手工业者猛增。作为江南丝织业重镇，苏州纺织工人最多，机匠有千户。有官方的织染局，但更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工作。城市中的人口，分为三个群体。占最大规模的，是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他们从事纺织业，从事各种日常生活品与奢侈品加工，但这部分人获利有限，仅能糊口；其次，是工厂主，或由乡绅转化而来，或由市民中的富裕阶层转化而来；最后，是生员，或已经考取功名的人，乃是享有特权的读书人。
而厂主与生员群体，往往是同构的，有钱者使子女获得较好的教育，以使下一代能走入仕途，获取政治身份，这是传统社会的常规进取之道。
大明朝商税是真不高，商税没有到朝廷银子里，反倒是都变成利润流进了这些商贾的腰包，而这些人，和读书人的关系又是千丝万缕的。做官的，掌握朝廷大权的，基本上都是读书人。而且江浙那边文化鼎盛，出来的读书人尤其多。
正因为有着这些关节，是以皇帝屡次想要征收商税，都是被朝中的大臣坚决抵制了，有些甚至直接对皇帝破口大骂。若是换做洪武永乐那等强势的皇帝，怕是就要大开杀戒，只是后来的明朝历代皇帝，可是没这个魄力。
最后万历皇帝没了法子，便想出这么个主意，直接派太监下去收税，这就不必经过那些大臣们同意了。
可以想见的是，这一举措激起了多么激烈的反弹，整个万历一朝，关于这个的骂声便是不绝于耳。万历几十年不上朝，和这些也是不无关系。
而这一次的苏州抗税事件，便是矛盾到了一定程度激发出来的产物，是读书人群体对皇帝的一个反击。
要说那太监横征暴敛，那是肯定的，明朝有名的太监，除了郑和等寥寥几个之外，其它的多半都是这德行。但这些税，其实不是直接落到那些纺织工匠头上的，而是落在那些厂主士绅们头上。要说这税有多重？那也未必，那些厂主士绅肯定是能承受得了的。
只是他们根本不愿意承受。这些大明王朝身体上的寄生虫，磨牙吮血，吃着大明王朝的肉，喝着大明王朝的血，却是不愿意拿出一分银子来！在他们看来，不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
我凭什么交税？
所以他们把征收的税，巧妙的转嫁到了那些纺织工匠的头上，然后再挑拨他们，顺理成章的就出了这么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
那朱知府，可也是读书人。
所以在大明朝，最不好惹的就是读书人，尤其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底层读书人。你跟他们比横，那还真是比不过。他们不少人都是自认科举无望，眼瞅着昔日自己的同学都考中举人考中进士升官儿发财了，自然是心里不平衡，这心里不平衡的时间长了，便是郁结着一股不平之气，这股子不平之气使得他们往往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制度都很是敌视，因此被人稍一教唆就会做出很极端的事儿了。
脑子一热，指不定就怎么着。反正在他们看来，自己也没什么好失去的，再说了，国朝数百年优容养士之风更是让他们有恃无恐——连烧了董宅那等大事都不过是十来个人被革除了功名而已，他们怕什么？朝廷难道还敢对咱们这些读书种子动手不成。
所以董策若真是被他们闹这一通，怕是真就得完蛋了。
这种人，其实就是一个字儿：贱！
他们最是欺软怕硬，在明朝时候那么横，靠的什么，不就是国家优容么？但是到了清朝，人家可不管他们这一套，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这帮子骄横无比的读书人顿时屁都不敢放一个了。
像是雍正四年，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江西考官查嗣庭以《诗经》句“维民所止”命题考试，清廷诬称“维止”二字，意在取“雍正”二字之首乃大不敬，逐将查捕狱问罪。不久死狱中，戮其尸，株连亲属。同年，汪景琪任年羹尧随笔，随年西征，因文章讥讽朝廷，被判大逆罪，立即斩决，妻发黑龙江为奴。
因上述二人均系浙江人，以文字得罪朝廷，故清廷停浙江文士乡会试。
停了浙江的会试了，这是怎么个概念？
意思就是以后浙江的士子读书人们，走正途，走科举，再也当不了官儿了！
这相当于是绝了整个浙江一省士绅读书人的活路啊！
若是在明朝，怕是早就闹翻天了，但是在雍正朝呢？却是一个敢言语儿的都没有！为何？给杀怕了！最后还是李卫替浙江文士说了许多好话，方才恢复了浙江文士的乡会试。如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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