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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斗是欧洲大陆永恒的主题。
小到一家之内的家族继承、一墙之隔的邻里矛盾，大到一国之内的权力斗争、领地继承矛盾。假如没有“外力”干扰，就像沉溺于封建专制的东亚社会一样，欧洲人可以延续庄园农奴的封建社会直到宇宙尽头。
许多人误会了一点，在工业时代之前，欧洲的进取精神并非完全来源于传统文化，而更多是一种宗教感召的驱使。在传统的视角下，进取精神事实上是内斗之外的余韵。
尤其是十五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的体制还没有完善和确立的情况下，商人的社会地位仍旧低下，这时帝国的扩张更大意义上满足着君主个人的涂色野心，而非资本主义增殖的本源驱动。
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王国、英格兰王国、波兰王国和匈牙利王国就是中世纪末期的代表，英法百年战争逐渐偃旗息鼓后，所有欧陆大国都陷入了内乱乃至内战。
现如今看来，奥地利这三年的左右开弓、南征北战，在意大利方向折戟沉沙，在波兰方向虎头蛇尾，最后竟然是在前盟友的土地上割下一大块肉，才让三年的开疆拓土至少在面子上好看了些许。
三年征战耗竭了国库，让奥地利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甚至不足以满足基本的国防开支，在意大利闯出恶贯满盈的名声，和波兰的外交关系也跌至冰点。
如果弗雷德里克明天就暴病而亡，哈布斯堡族史少不了给他安一个“好大喜功，眼高手低”的戾名。还好他年方三十出头，还有大把时间为自己后世的名声填坑，首先就从焦点转向国内开始。
委任格拉茨伯爵·莱布尼茨掌控自己的老根据地施蒂利亚公国，再把这些年战功赫赫的猛将勋贵统统安插进蒂罗尔公国，架空老公爵利奥波德，等待一个天赐的时机。
不仅奥地利国内，包括帝国国内的权柄，弗雷德里克也不愿放手。
任命维也纳大主教为威斯特伐利亚宫伯，给罗贝尔足够恩赏的同时，向帝国诸侯吹响中枢权力回归西部的号角。
文艺复兴持续百年，时至今日，欧洲统治阶级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世俗领主与教会势力间的矛盾。
世俗领主掌握大规模军力与事实上的统治权，贵族间相互联姻、世袭罔替、层层分封、秩序井然而牢不可破，【贵族-庄园-农奴体系】横跨自巴黎至莫斯科的百万里大地，一切的土地与经济生产生活命脉都完全被其垄断。
与其针锋相对的老牌秩序构建者·教会，垄断世俗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甚至连世俗领主本身都是天主教精神上的附庸。但教会显然并不满足于垄断精神，它如一头如饥似渴的野狼般贪婪地啃食万众，敲骨吸髓，永不停歇地兼并土地，致力于把更多自耕农变作“宗教农奴”。
和贵族相比，教会存在唯二的先进性，一是吸纳广大平民阶级上升至统治阶级，尤金四世、尼古拉五世等为教会复兴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大部分出身富裕家庭、上得起教会大学的平民。
二是积极兴建大学，在工业化时代之前，欧洲绝大部分历史悠久的大学都由教会出资建立，这些规范性的学院为教会提供源源不断忠诚而富有才华的人才。
教会大学传授神学以及传承自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理科知识，将知识散播至全社会，加上贵族群体颇为流行的图书馆修建，二者联合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由战争导致的大规模知识断代。
吸纳平民与传承知识是教会插手世俗的不二法门，但这两样本领都在与贵族的千年斗争中被学去了大半。
失去了独一性，教会越来越难留住自家大学培养的人才，罗贝尔、艾伊尼阿斯……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渐渐脱离了控制，反而奔向了同样愿意接纳平民的世俗统治者。
到了十五世纪，教会的构建理论终于与世俗彻底撕裂。
究其根本，教会以“节制”为核心的神本位理论体系适用于贫穷的太古时代，但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都已极大发展的前近代欧洲社会，“节制”反而压制了人性的正常需求，成为阻碍在跨越封建至资本主义之间的鸿沟。
在这里插一嘴，中国的孔夫子曾被欧洲史学家视为与耶稣、穆罕穆德、释迦摩尼类似的“先知”型人物。
语焉不详、操作空间极大的谜语人论调，明明不合时宜却被反复修改，最终被后世改写的一塌糊涂的政治思想……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你甚至仍能看到“基督教社会民主党”、“新月圣战战士”和“新儒教主义”这几位重量级同台竞赛。
在全世界范围内，节约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美德。因为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才需要精打细算，节约每一粒粮食。但过分苛求节约会限制人的野心，抑制个人与团体的扩张动力，在特定历史时期反而不适合被倡导。
所谓的不合时宜，就是指旧思想对社会稳定的贡献已经不足以抵消它对社会发展抑制作用。
因此，每当赶上经济总爆发的时代，各种旧思想就会被新时代弃之如敝履，但经济一旦停滞，没骨气的现代人又要把前人落伍了两千多年的思想灰溜溜地捡回来——也不怕罹患精神分裂症。
恰好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欧洲就是一段蓬勃发展的时代。
资本主义萌芽要产生，工商业经济要膨胀，科学家试图揭开新的未知面纱，航海家渴望建功立业，探索远方的一切……
这个时候教会突然跳出来说，“人要受苦才能上天堂”、“节制是美德，人不该贪求现世的享受”、“幸福与快乐都是罪孽，速速给我滚起来干活”、“天堂是建立在血海之后的”、“科学发展不能阻碍神学基本论”——那大伙不屮你屮谁？
屮自己吗？
教会衰败的本质因素不仅是经济和军事上的战败，更是思想上的落伍。
而在这一点上，尼古拉五世，以及他的前任尤金四世其实都已意识到。
尼古拉五世·托马索·巴伦图切利，父亲是佛罗伦萨的中产，本人在年轻时也曾就读于学费高昂的波伦亚大学，一度以“学者（studioso）”为称号。虽然由于家道中落而中道辍学，但最终靠给富人家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凑够了攻读博士（dottorato）学位的本钱，成为了波伦亚有名的学者，并因此被同为文艺复兴爱好者的尤金四世授予了“波伦亚主教”的职务，最终继任教皇，因而又有“穷人家的教宗”之美名。
无论哪个时代，三观成形且物质上脱产的大学生都是社会革命的超级积极分子，踏入近代以来，几乎没有哪一场革命风暴不是以学生运动为起始——其实前近代时期也一样。
意大利大学外号“文艺复兴”思想的老巢，从这里毕业的学生要么是坚定不移的教会反贼，要么是隐藏颇深的教会反贼。
很遗憾，尼古拉五世也属此反贼之列，但这并不妨碍他担任教皇——红衣主教也都上过大学，他们也是反贼，选出来的教皇不是反贼才奇怪。
很有趣的一点是，天主教会一直被这些事实上的反动分子拖着前进，被时代的洪流不明就里地裹挟前进。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教会总能以一个并不算好、但不算最坏的选择延续下去，直到21世纪依然没有被历史淘汰。
尼古拉五世安坐在拉特朗圣若望大殿的私人书房里，静静翻阅着自家图书馆的藏书，表情算不上开心，但也绝对称不上忧虑。
他所忧虑者，无非是南方与那不勒斯王国的地缘冲突，但罗马大图书馆的建成要远比政治上的琐事更令这位本质上是学者的教皇开心。
在希腊、安纳托利亚和君士坦丁堡，突厥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围追堵截正在日益加强。
自从约翰八世的弟弟君士坦丁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镇守的最后几个城堡据点被奥斯曼突厥人拔除，所谓帝国的疆域只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周围的几个村镇，江河日下不足以形容她的狼狈，也许苟延残喘更加适宜。
异教徒的铁蹄逼迫大量知识分子与贵族逃离家乡，意大利半岛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收纳了最多东罗马流亡的人才与书籍，给了教会修建大图书馆契机。
就在一周前，修建多年的大图书馆顺利落成，内部存有不计其数的历史文献与学说书籍，其中一小半都来自于流亡至此的东罗马贵族。
自从图书馆落成，尼古拉五世成天成夜废寝忘食地读书，只恨自己没有多长一双眼睛，读不完图书馆所有的藏书。
他把大部分工作都交给了他的得力干将，德高望重的博尔哈大主教，自己屏蔽了外界一切纷扰，醉心于知识的海洋。
但这一日，一则令他难以忽视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咚咚咚、咚咚咚。”
六声敲门声，代表有对教廷至关重要的情报。
尼古拉虽然心情不佳，但依然对门外喊了声“进来”，自己坐正身体，穿上鞋子——他刚才看书的时候抠脚了，可不能让属下人看见。
不过七八岁的稚嫩小童推门走进，蹑手蹑脚地来到教皇冕下眼前，轻声道：“冕下，东罗马的约翰八世陛下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