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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会说谎。——萧伯纳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完成《战争中没有女性》一书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正视由于普通磕碰从鼻子里往外流血的孩子。在别墅区，看到捕鱼人欢天喜地地从深水中把鱼甩到岸边沙滩上时，我扭头就跑开，鱼那双静止不动的凸泡眼睛让我作呕。我们每个人，大概在生理与心理方面都有自己的防痛储备力，而我的储备力已经用尽。我听见猫被汽车轧死时的惨叫声就要发疯，见到被踩死的蚯蚓就回避。我不止一次想到，鸟类、鱼类，如同所有生物一样，也有形成自己历史的权利。将来总有一天，有人会把它们的历史写出来。然而，突然的事发生了！如果这事可以称为“突然”的话。战争已经进行到第七个年头了。“人世间的悲痛有百种反映。”（莎士比亚《理查三世》）开车去农村的路上，我们顺便捎上了一个上学年龄的小姑娘。她到明斯克采购了食品，一个大提包里露出几个鸡头，行李架上塞了一网袋面包。进了村子，她的母亲出来迎接。她站在篱笆墙旁高声喊叫。“妈妈！”小姑娘向她跑过去。“哎呀，我的好闺女，可来信了。咱们的安德烈在阿富汗……噢——噢！……他们像运回费多里诺夫的伊万那样，也会把他运回来的……孩子小，需要的坑也小……可是，我抚养大的不是一个小伙子，是一棵大橡树啊……有两米高。他来信说：‘妈妈，骄傲吧，我是空降兵……’噢——噢——噢，积德行善的人们哟……”再讲一件去年的事。一位军官带着旅行包坐在汽车站的候车室里，大厅有一半空着。他身旁是个又瘦又小的男孩子，脑袋剃成士兵的秃瓢，用叉子在盛着干无花果的箱子里挖来挖去。几位农村妇女老实巴交地凑到他们身边，坐了下来，她们问：“到哪里去？干什么去？他是什么人？”军官是护送小兵回家的，小兵精神失常了。“从喀布尔开始他就乱挖，手里有什么东西就用什么挖，不管是铁锨、叉子、棍子，还是自来水笔。”那个孩子仰起头来说：“应当掩蔽起来……我在挖战壕……我挖得可快啦……我们把战壕叫阵亡将士公墓……我要为你们大家挖条大战壕……”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和眼睛一般大的瞳仁……我周围的人都在议论什么呢？都在撰写什么呢？他们议论的、撰写的都是什么国际主义义务，地理政治，我们的国家利益，南部国境线。在预制板搭起来的房子里，在农家茅舍里，窗台上摆着一盆盆无忧无虑的天竺葵。民间暗地里流传着有关阵亡通知书的事，有关锌皮棺材的事，说赫鲁晓夫时代建起来的小房子容纳不下那种棺材。不久以前，母亲们还扑在钉得严严实实的铁箱子上，绝望地呼天抢地；这时她们又在职工面前、在学校里，号召其他的孩子要“完成对祖国应尽的义务”。在书报检察机关所密切注意的关于报道战争的文章中，从不提苏联士兵的死亡。他们硬要我们相信，“苏军有限人员”正在帮助兄弟国家的人民铺修公路，正往村子里运送肥料，而苏联军医们正在为阿富汗的妇女们助产接生，很多人信以为真。回国的士兵们把吉他带到学校里去，唱一些本来应该大声疾呼的事……我和一个人谈了很久，我想从他口中听到，作出开枪还是不开枪这一选择时的痛苦心理，可是他走开了。对他来说，这事似乎不是什么悲剧。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为了社会主义”杀人就好！军令已经为这些孩子划定了道德的规范。尤·卡里亚金写道：“任何一桩历史事件，都不能按其自我意识进行判断。可悲的是，这种自我意识与历史并不相符。”我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读到这么一句话：“人在自我中永远地丧失了。”可是，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我已置身于真正的战场上塔什干航空港里闷热，处处是瓜味，简直不像航空港而是瓜棚。半夜两点钟，我望了一眼水银柱——三十摄氏度。半野不野的肥猫，据说是阿富汗种，毫不胆怯地往出租车下边钻。年纪轻轻的士兵们（他们还是娃娃呢）拄着拐杖，在一群从疗养地归来的、皮肤晒成酱紫色的人之间，在木箱之间，在水果筐之间一跳一跳地走动。谁也不理会他们，大家习以为常了。他们铺上一张旧报纸或一本旧杂志，席地而睡、席地用餐，过了一周又一周，他们就是买不到飞往萨拉托夫、喀山、新西伯利亚、伏罗希洛夫格勒、基辅、明斯克的机票……他们在什么地方被弄成残废的？他们在那边保卫了什么？没人对这些事感兴趣。只有一个小孩睁大眼睛盯着他们，还有一个醉醺醺的叫花婆子走到小兵面前，说：“你过来……让我可怜可怜你……”他用拐杖把她轰走了。可她并没有生气，还说了两句只有女人才能说出来的、让人伤心的话。我身旁坐着几位军官，他们在议论我国生产的假肢如何不好，还在谈论伤寒、霍乱、疟疾和肝炎。他们说，头几年没有水井，没有厨房，没有浴室，没有东西可以刷洗锅碗瓢盆。还议论谁带回来了什么东西，有人带回来摄影机，有的是“夏普”牌，有的是“索尼”牌。战争对某些人来说如同后娘，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亲妈。我还记得他们用怎样的目光观望那些休假归来的漂亮妇女，她们身穿袒胸露背的连衣裙……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过军人武夫，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不动脑子的人”。人杂的地方散发着厕所堵塞的气味。我们长时间等候飞往喀布尔的飞机，突然出现了很多女人。下边是她们谈话中的零碎句子：“我的耳朵开始听不清了。最初是听不见鸟儿在高空鸣唱，比如，我一点儿也听不见鹀雀的叫声。我把它们的叫声录了音，调到最高频率……这是头部挫伤的后遗症……”“你得先开枪，然后再查明情况，被打死的是妇女还是婴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噩梦……”“枪声一响，毛驴就躺下；枪声停了，它就站起来。”“我在苏联是什么人？是妓女？这事我们最清楚。哪怕是在合作社里赚几个钱呢……可是男人呢？男人又怎样？个个是酒鬼。”“将军说过要尽国际主义义务，要保卫南部国境。他甚至动了感情，说：‘给他们带点水果糖。他们还是娃娃，糖果是最好的礼物。’”“军官很年轻。当他得知他的一条腿被截时，便哭了。他长得像个大姑娘，皮肤粉红白皙。起初我害怕见死人，特别是没有胳膊没有腿的死人……后来习惯了……”“若当了俘虏，他们先砍掉他的四肢，然后又把砍断四肢的地方用止血带包扎起来，免得流血过多死了。他们就这样把人扔下，我们的人把他们找回来时，是一堆一堆的肉。那些人想死，可是硬是被治疗。”“海关看见我的旅行包是空的：‘你带了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没带。’‘什么也没带？’他们不相信，逼我脱衣服，只剩下一条裤衩。因为人人都带了两个皮包。”“起来，否则就睡过站了……”飞机已到了喀布尔上空。飞机在下降。炮声隆隆。巡逻兵端着自动步枪、穿着防弹背心检查通行证。我本来不想再写战争了，可我已置身于真正的战场上。观察他人怎样显示勇气，怎样去冒险，多多少少有些不道德。昨天我到食堂去吃早饭，路上跟哨兵打了个招呼，半个小时以后，这位哨兵被一块飞进卫戍区的流弹片打死了。我一整天都在努力回忆这个孩子的相貌……此地把记者称为编故事的人，作家也一样。我们作家小组里几乎清一色都是男人，他们都急于到最远的哨所去，想冲锋陷阵。我问其中的一个人：“为了什么？”“我对这事感兴趣，我将来可以说：我到过萨兰格……我要放几枪……”我怎么也摆脱不了一种感觉：战争是男性天生的特质。对我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摘自他人的讲话——“我靠近开了一枪，眼看着那个人的头骨飞散开了。我心想：‘这是第一个。’战斗之后，有些人受伤，有些人被打死，大家都不言语……我在这儿梦见了电车，梦见我乘电车回家……我最喜欢回忆妈妈烤馅饼的场景……家里充满揉面的香味……”“你和一个好小伙交了朋友……后来，你看见他的肠子一串串挂在石头上……这时，你就开始想要替他报仇了。”“我们在等待驮运队，等了两三天。我们躺在滚热的沙子上，就地拉屎撒尿。等到第三天晚上，你快急疯了，你满肚子仇恨，射出了第一梭子弹……一阵枪击之后，一切都结束了。这时，我们发现驮运队载的是香蕉和果子酱……那次吃的甜玩意儿足够回味一辈子……”按普希金的看法，一个人若想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写出来（或都讲出来），是力所不及的。坦克上写着红色的大字：“为马尔金报仇雪恨。”一个年轻的阿富汗女人跪在街道中心号啕大哭，她面前躺着被打死的婴儿。大概只有受了伤的野兽才能嚎得这么凄惨。我乘车经过一个个被摧毁的村庄，村庄活像是翻耕后的田地。不久以前，这儿还是一座座农舍，现在成了一堆堆没有生命的泥土，它比在打冷枪的黑暗还可怕。我在军医院里看见，一个俄罗斯姑娘把一个绒布小熊放在阿富汗男孩的床上。他用牙叼着玩具在玩、在微笑，他的两条胳膊都没有了。有人把他母亲的话译给我听：“是你们俄国人开枪打的。”又问：“你有孩子吗？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怎么也无法弄明白，在她的话里，更多的是恐惧还是宽恕？人们在讲圣战者对付我们俘虏的残酷手段，活像是中世纪时人的所作所为。这个国家的确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他们的年代现在是14世纪。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马克西莫维奇评价一个山民杀死贝拉父亲的行为时说：“当然喽，按他们的观点，他做得合情合理。”可是按俄国人的观点，那是兽性行为。作家发现了俄罗斯人民的这一惊人特点：善于站在另一民族的立场上，并用“他们”的观点观察、理解事物。可是现在……摘自他人的讲话——俘虏了几个“杜赫”……我们审讯他们：“军用仓库在哪儿？”他们不语。我们用直升机把其中的两个人吊到半空中：“在哪儿？指给我们看……”他们不语。于是我们把一个人抛向山岩。他们打死了我的朋友。他们还想笑，还想高兴？他已经不存在了……哪儿人多，我就往哪儿开枪……我开枪扫射过阿富汗人的婚礼……新郎和新娘，一对新人正走着……我不怜悯任何人……我的朋友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伊万·卡拉马佐夫说：“野兽永远不会像人那么凶残，凶残得那么巧妙，又那么艺术。”是的，我预料到我们不愿意聆听，也不想写下这些事。但是任何一场战争，不管是谁指挥的，是为何而战的，尤利乌斯·恺撒也好，约瑟夫·斯大林也好，都是人和人的相互残杀。这是杀人，但我们国内对这事不能深入思考，不知为什么学校里不提爱国主义教育，而提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我何必为“为什么”而惊讶呢？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军事社会主义、军事国家、军事思维方法。难道我们不想成为另外一种人吗？……不能如此考验一个人，人是经受不住这种考验的。在医学上，这叫“活体试验”，即用活人进行实验。今天有人引用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说“人是川流不息的”。晚上打开了录音机，欣赏“阿富汗人”的歌曲。孩子们的嗓音还没有定型，他们模仿维索茨基沙哑地叫着：“太阳像颗大炸弹，落在村庄上”，“我不需要荣誉，我们能活下去就算是褒奖”，“我们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杀我们”，“可爱的俄罗斯呀，你怎么竟把我出卖了”，“我已经开始忘记人们的相貌”，“阿富汗，你比我们的责任更重大，你是我们的宇宙”，“独腿汉子像只大鸟，在海滨跳跃”，“死者已不属于任何人，他脸上已经没有仇恨”。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的士兵返回苏联，我站在送行的人们中间。我走到一个娃娃兵面前，他没有舌头，成了哑巴，他被俘过，小兵制服里边露出军医院的病号衣。我问他话，他一个劲儿地写自己的名字：万涅奇卡，万涅奇卡。他写的名字，我看得清清楚楚——万涅奇卡……他长得很像我白天谈过话的那个小伙子，他反反复复地说：“妈妈在家等着我。”……我们乘车最后一次穿过冰雪封冻的喀布尔市区的胡同，在市中心人人熟悉的招贴画前开过去：“共产主义是光明的未来”，“喀布尔是和平的城市”，“党和人民团结一致”。这是我国印刷厂印制的招贴画。我们的列宁站在这里，举着一只手……在航空港遇见了几位熟悉的摄影师，他们在拍摄装运“黑色郁金香”的过程。他们讲话时不抬眼皮，讲如何给死者穿上旧军服，还有马裤，有时这类衣服也不够用，就不穿军衣，光着身子装进棺材。旧木板、锈钉子……“冷库里运来了新的死者，好像有一股不新鲜的野猪肉味……”如果我把这些事都写出来，谁能相信我？我们彼此太贴近了，任何人都休想逃避我的创作之路还是从人走向人，从文献走向形象。每一篇自白就像一幅彩色的肖像画，谁也不谈文献，都谈形象，都谈现实的幻觉形象。世界不是按日常实况，而是“按自己的形象与精神”创造的。我的研究对象仍然如故，是感情的历程，而不是战争本身的历程。人们想的是什么？希求的是什么？他们为何而欢乐？为何而惧怕？他们记住了什么？这场战争耗时比伟大的卫国战争长一倍，而我们对它的了解，恰恰只限于我们不必为它担心的那点内容，免得我们看见自己的本来面貌而心惊肉跳。尼·别尔嘉耶夫在书中写道：“俄罗斯作家永远对真理更为关心，而不是美。”我们正是在寻求这一真理的过程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今天尤其如此，在写作台前、在街道上、在集会中，甚至在节日的晚宴上。我们无尽无休思考的是什么呢？仍然是那些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到了这时我们才弄清楚，我们对待任何事物，甚至对待人的生命，也没有像对待有关自己的神话这样关怀备至。我们是最最优秀、最最正义、最最诚挚的，这种看法灌入我们的头脑，已经根深蒂固了。谁若是敢对此有所怀疑，立刻会被扣上违背誓言的罪名，这在我国被视为大逆不道！摘自历史——“1801年1月20日谕旨：顿河首领瓦西里·奥尔洛夫率其哥萨克人向印度进军。当月内他们就抵达了奥伦堡，再由该地继续挺进，三个月之内‘经布哈拉与希瓦，抵达印度河’。不久，三万名哥萨克人渡过伏尔加河深入哈萨克草原。”摘自当今报纸——“铁尔梅兹市的扁桃树鲜花怒放，今年2月，即使大自然不馈赠这一厚礼，古城居民也会把这些日子作为最隆重最喜庆的时刻铭记心中……”“乐队开始演奏。祖国在欢迎亲爱的儿子归来，我们的男子汉完成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返回了家乡……这些年，苏联士兵们在阿富汗修复和新建了数百栋小学、贵族子弟学校和中等学校校舍，三十座医院和同样数目的幼儿园，近四百栋居民住宅，三十五座清真寺，几十眼水井，近一百五十公里水渠与河道……他们在喀布尔担负了保卫军事目标与和平设施的任务。”再引一句尼·别尔嘉耶夫的话：“我从来不属于任何人，我仅仅是自己的我。”这话不是针对我们说的。我们这儿的真理，总是为某人或某事服务的：为革命利益，为无产阶级政权，为党，为大胡子独裁者，为第一或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历届代表大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最后的力气喊出：“真理高于俄罗斯。”《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见24章，第4——5节）来者人数很多，甚至难以历数他们的名字……我反问自己。我询问别人。我寻找答案。我们每个人是怎样扼杀了心中的勇气？怎样把我们的普通男儿变成了杀人的人？为什么为了某人的需要，就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然而，我不对我的所见所闻作出评判，我只想把人的世界按本来面目反映出来。今天对战争真理的思考，如同对生与死的真理思考一样，比过去广泛多了。人终于达到了自己在不完美时所期望的目的：他能够一举杀死所有的人。苏军在阿富汗每年作战的人数多达十万，如今这已不再是秘密了，十年里一共一百万。战争还有另一种统计方法：发射了多少发子弹和炮弹，击毁了多少架直升机，报废和穿破了多少套制服，毁坏了多少辆汽车。这一切需要我们付出多少代价啊？苏军死伤五万。这个数字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巧于统计的。时至今日，卫国战争期间牺牲的人数我们还在统计，尸体还在埋葬……摘自他人的讲话——“我甚至在夜里都害怕见到血……害怕自己的梦……我现在连个甲虫都不忍心踩……”“这些话我能对谁讲呢？谁会听呢？鲍里斯·斯鲁茨基有一句诗：‘当我们从战场归来，我才明白，我们不为人们所需要。’我身上有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的全部元素……伤寒病至今还在折磨我……不久以前，我去拔牙……拔了一颗又一颗……我在休克中疼得突然嚷了一句……女医生瞧着我……近乎厌恶地说：‘满嘴是血，还说话……’我心想，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讲真话了，因为人人都这么看待我们，满嘴是血，他们还说话……”因此，我在本书中不写真名实姓。有人请求我为他们的忏悔保守秘密，而另外一些人，我不能让他们落到无人保护的境地，因为有人急于责备他们，对他们大叫：“满嘴是血，他们还说话。”我们还要在某处寻找该责怪的人吗？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有效办法：“这事责任在他……这事责任在他们……”不！我们彼此太贴近了，任何人都休想逃避。我的日记本中保留了他们的姓名。也许，有朝一日，我的主人公们希望别人了解他们：谢尔盖·阿米尔哈尼扬，大尉；弗拉基米尔·阿加波夫，上尉，小队长；塔契亚娜·别洛泽尔斯基赫，女职员；维克托利娅·弗拉基米罗夫娜·巴尔塔舍维奇，牺牲列兵尤里·巴尔塔舍维奇的母亲；德米特里·巴勃金，列兵，瞄准手，操作员；玛娅·耶米里扬诺夫娜·巴布克，牺牲女护士斯韦特兰娜·巴布克的母亲；玛丽娅·杰列恩切夫娜·博布科娃，牺牲列兵列昂尼德·博布科夫的母亲；奥林匹阿达·罗曼诺夫娜·巴乌科娃，牺牲列兵亚历山大·巴乌科夫的母亲；塔伊霞·尼古拉耶夫娜·博古什，牺牲列兵维克托·博古什的母亲；维克托利娅·谢苗诺夫娜·瓦洛维奇，牺牲上尉瓦列里·瓦洛维奇的母亲；塔契娅娜·盖辛科，女护士；瓦基姆·戈鲁什科夫，上尉，翻译；盖纳基·古巴诺夫，大尉，飞行员；英娜·谢尔盖耶夫娜·戈洛夫涅娃，牺牲上尉尤里·戈洛夫涅夫的母亲；阿纳托利·杰维契亚罗夫，少校，炮兵团宣传员；丹尼斯·Л，列兵，掷弹筒手；塔玛拉·多夫纳尔，牺牲上尉彼得·多夫纳尔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尼基京奇娜·П，牺牲少校亚历山大·П的母亲；弗拉基米尔·叶罗赫维茨，列兵，掷弹筒手；索菲娅·格利高里耶夫娜·茹拉夫廖娃，牺牲列兵亚历山大·茹拉夫廖夫的母亲；娜塔丽娅·热斯托夫斯卡娅，女护士；玛丽娅·奥奴弗里耶夫娜·吉里菲加罗娃，牺牲列兵奥列格·吉里菲加罗夫的母亲；瓦基姆·伊万诺夫，上尉，工兵排指挥员；加丽娜·费多罗夫娜·伊里钦科，牺牲列兵亚历山大·伊里钦科的母亲；叶甫盖尼·克拉斯尼克，列兵，摩托化步兵；康斯坦丁·М，军事顾问；叶甫盖尼·科杰里尼科夫，准尉，侦察连卫生指导员；亚历山大·科斯塔科夫，列兵，通信员；亚历山大·库夫什尼科夫，上尉，迫击炮连指挥员；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科兹洛娃，牺牲列兵安德烈·科兹洛夫的母亲；玛丽娜·基谢廖娃，女职员；维拉·费多罗夫娜·К，牺牲列兵尼古拉·К的母亲；塔拉斯·凯茨姆尔，列兵；彼得·库尔巴诺夫，少校，山区步兵连指挥员；瓦西里·库比克，准尉；奥列格·列留申科，列兵，掷弹筒手；亚历山大·列列特科，列兵；谢尔盖·罗斯库托夫，军队外科医生；瓦列里·利西钦诺克，中士，通讯员；维拉·雷辛，女职员；叶甫盖尼·斯捷潘诺维奇·穆赫尔托夫，少校，大队指挥员，以及他的儿子安德烈·穆赫尔托夫，少尉；利季娅·叶菲莫夫娜·曼克维奇，牺牲中士德米特里·曼克维奇的母亲；加丽娜·穆里亚瓦娅，牺牲大尉斯杰潘·穆里亚沃伊的妻子；弗拉基米尔·米霍拉普，列兵，迫击炮手；亚历山大·尼古拉因科，大尉，直升机小队指挥员；奥列格·Л，直升机飞行员；娜塔丽娅·奥尔洛娃，女职员；加丽娜·帕甫洛娃，女护士；弗拉基米尔·潘克拉托夫，列兵，侦察员；维塔利·鲁任采夫，列兵，司机；谢尔盖·鲁萨克，列兵，坦克手；米哈依尔·西罗京，上尉，飞行员；亚历山大·苏霍鲁科夫，上尉，山区步兵指挥连指挥；伊戈尔·萨温斯基，中尉，摩托化步兵连指挥；季莫菲·斯米尔诺夫，中士，炮兵；瓦列京娜·基里罗夫娜·萨恩科，牺牲列兵瓦列京·萨恩科的母亲；弗拉基米尔·西曼宁，中校；托马斯·М，中士，步兵连指挥；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塔塔尔钦科，牺牲列兵伊戈尔·塔塔尔钦科的父亲；弗拉基米尔·乌拉诺夫，大尉；塔玛拉·法捷耶娃，细菌学医生；柳德米拉·哈利顿契克，牺牲上尉尤里·哈利顿契克的妻子；加丽娜·哈里乌利娜，女职员；瓦列里·胡佳科夫，少校；瓦列京娜·雅科夫列娃，准尉，机要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