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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作者的话早晨我还没睡醒，电话铃像自动步枪叮叮叮响了起来，响了好一阵子。他没有作自我介绍，开口就说：“你听着，我读了你的诽谤文章……如果你再敢发表只言片语……”“您是哪一位？”“我是你写的人物当中的一个。我恨和平主义者！你全副武装爬过山吗？你在七十摄氏度的高温里乘过装甲输送车吗？你整夜地闻过蒺藜那股呛人的臭味吗？你没有闻过……既然如此，你就别插手此事，这是我们的事！你何必狗拿耗子？”“您为什么不报自己的姓名？”“你别插手此事！我把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情同手足的人，用塑料纸包裹着从战场上运了回来……一处是头颅，一处是胳膊，一处是大腿……还有剥下来的皮……一堆肉代替了一个健壮英俊的小伙子……他当年拉过小提琴，写过诗……是他，而不是你，才配写这些事……给他开过追悼会之后，过了两天，他母亲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她曾深夜跑到坟地去，打算和他躺在一起。这事你别插手！当年我们是兵，我们是被派往那边去的。我们执行的是军令，完成的是军人的誓言。我吻过军旗……”“‘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新约全书·马太福言》）”“聪明人！过了十年，都变成了聪明人。人人都想成为纯洁无瑕的人。你们都给我滚……他妈的！你甚至不知道子弹怎么飞，你没有开枪杀过人……我什么都不怕……我才看不上你们的《新约》，你们的真理。我的真理是我用塑料纸袋装回来的……一处是头颅，一处是胳膊……还有剥下来的皮……你们都给我滚……”话筒里嘈杂起来，像是远方的爆炸声。不管怎么说，我很惋惜，我和他没有把话说完。也许这位心灵受了重伤的人，正是我的重要主人公……“你别插手，这是我们的事！”他在叫喊。那么，这到底是谁的事呢？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无论我怎么聚精会神，我都只能听见声音，没有面孔的声音。声音时隐时现，好像我还来得及想道：“我要死了。”这时，我睁开了眼睛……爆炸后第十六天，在塔什干，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小声说话也会震得头疼，只能小声，大声不了。我已经接受过喀布尔军医院的治疗，在那里，我被切开了颅骨：脑袋里像是一锅粥，清除了碎骨渣。用螺钉把左手接起来，但没有骨节。第一种感觉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见朋友了，最难过的是我再也上不了单杠了。我在几家军医院里躺到差十五天就满两年，进行了十八次手术，有四次是全身麻醉。讲习班的大学生们根据我的状况写过我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自己不能刮脸，同学们替我刮。第一次刮脸时，他们把一瓶香水都洒在了我身上，可我还在喊：“再来一瓶！”我闻不到香味，闻不到。他们从床头柜里取出了所有东西：香肠、黄瓜、蜂蜜、糖果，都没有味儿！看东西有颜色，吃起来有味道，可就是闻不到。我几乎发了疯！春天来了，满树鲜花，这些我都看见了，可是闻不到香味。我的头里被取出了1.5毫升的脑浆，显然把某种与气味有关的中枢给剔除了。五年过去了，我到现在仍然闻不到花香、烟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气味又冲又浓，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我是能够闻出味来的，显然脑髓中剩余的部分承担了丧失的功能。我在医院里治疗时，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从他的信中，我才知道我们的装甲输送车轧到了意大利地雷，被炸毁了。他亲眼看到一个人和发动机一起飞了出去……那个人就是我……我出院以后，领了一笔补助金——三百卢布。轻伤——一百五十卢布，重伤——三百卢布。以后的日子，自己看着办吧！抚恤金——没有几个钱，只好依靠爹妈养活。我老爹过着没有战争胜似战争的日子，他头发全白了，患了高血压。我在战争中没有醒悟，是后来慢慢醒悟过来的。一切都倒转了方向……我是1981年应征入伍的。那时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但在“非军事化生活”中的人们对战争知之甚少，谈论得也不多。我们家里认为：既然政府派兵到那边去，就是有这种需要。我父亲就这么认为，左邻右舍也这么认为。我不记得哪个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妇女也不哭，也不感到可怕，一切都离自己远着哪！说是战争吧，又不像是战争。如果是战争，那么它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战争，没有伤亡，没有俘虏。那时还没有人见过锌皮棺材，后来我们才得知：城里已经运来过棺材，但是在夜里就偷偷下葬了，墓碑上写的是“亡”而不是“阵亡”。可是没人打听过，我们这些十九岁的小伙子，怎么会一个个突然死亡？是伏特加喝多了，还是患了流感，或者是吃橙子撑死的？只有亲友的啼哭，其他人的生活和往常一样，因为这种事还没有轮到他们头上。报上写的是：我们的士兵们在阿富汗筑桥、种树、修友谊林荫路，我国的医务人员在为阿富汗妇女婴儿治病。在维捷布斯克军训期间，他们准备把我们派往阿富汗一事，已不是秘密了。有个人坦白地说，他担心我们在那边都会被打死。我一开始瞧不起他。启程前，又有一个人拒绝去，先是撒谎，说他丢了共青团团员证，可是团员证找到了；他又编了一个瞎话，说他的情人要分娩。我认为他精神不正常。我们是去搞革命的，他们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就相信了。我们想象以后的日子会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子弹射进人体时，你可以听得见，如同轻轻的击水声。这声音你忘不掉，也不会和任何别的声音混淆。有个我认识的小伙子，脸朝下倒在地上了，倒在气味呛鼻、灰烬一般的尘土里。我把他的身子翻过来，让他后背贴地。他的牙齿还咬着香烟，刚刚递给他的香烟……香烟还燃着……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自己仿佛在梦中活动，奔跑、拖拽、开枪射击，但什么也记不住。战斗之后，什么也讲不清楚。一切都像是隔着一层玻璃……恍如一场噩梦。你被吓醒了，可什么事也想不起来。尝到恐惧的滋味后，就得把恐惧记在心里，还得习惯。过了两三周以后，以前的你已经烟消云散，只留下了你的姓名。你已经不是你了，你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见到死人已经不害怕了，他会心平气和或略带懊恼地寻思：怎么把死者从山岩上拖下去，或者如何在火辣辣的热气里背他走上几公里路。这个人已经不是在想象，而是已经熟悉了大热天里五脏六腑露在肚皮外的味道，这个人已经了解了粪便和鲜血的气味为什么久久不散……他知道，在被滚热的弹片烫得沸腾的脏水坑里，被烧焦的人头龇牙咧嘴的表情，仿佛他们临死前不是叫了几个小时，而是一连笑了几个小时。当他见到死人时，他有一种强烈的、幸灾乐祸的感受——死的不是我！这些事情发生得飞快，变化就是如此，非常快。几乎人人都有这一过程。对于打仗的人来说，死亡已没有什么秘密了，只要随随便便扣一下扳机就能杀人。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战争法则就是如此。指挥官说：“你们在这儿要学会两件事：一是走得快；二是射得准。至于思考嘛，由我来承担。”命令让我们往哪儿射击，我们就往哪儿射击，我就学会了听从命令射击。射击时，任何一个人都不用可怜，击毙婴儿也行。因为那边的男女老少，人人都和我们作战。部队经过一个村子，打头的汽车马达不响了，司机下了车，掀开车盖……一个十来岁的毛孩子，一刀刺入他的后背……正刺在心脏上。士兵扑在发动机上……那个毛孩子被子弹打成了筛子……只要此时此刻下令，这座村子就会变成一片焦土。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没有考虑的时间。我们只有十八岁二十岁呀！我已经看惯了别人死，可是害怕自己死。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在一秒钟内变得无影无踪，仿佛他根本没有存在过。然后，用一口棺材装上一套军礼服，运回国去。棺材里还得再装些外国的土，让它有一定的重量……想活下去……从来也没有像在那边那样想活下去。打完一仗，回来时就笑。我从来没有像在那边那样大笑过。老掉牙的笑话，我们当作一流的新作品来听。举个例子，有个坑蒙拐骗的人来到战场，他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抓一个“杜赫”能得多少兑换券。一个“杜赫”价值八张兑换券。两天以后，卫戍区附近尘土飞扬，他带来两百名俘虏。有个朋友央求道：“卖给我一个，给你七张兑换券。”“乖乖，看你说的，我买一个还花了九张兑换券呢！”有人讲一百次，我们就能笑上一百次。任何一件无聊的事，都能让大家笑破肚皮。有个“杜赫”在躺着看字典。他是神枪手，他看见一个人肩上扛着三颗小星星，是上尉——价值五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一颗大星星，是少校——价值二十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两颗小星星，是准尉，砰的一枪！到了夜里，首领开始按人头付款：打死了一个上尉——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一个少校——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什么？准尉？你把咱们的财神爷给打死了，谁给咱们发炼乳、发被褥？把他吊死！关于钱的问题谈得很多，谈得比死还多。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回来，只带回从我身上取出的一个弹片，仅此而已。有人在打仗时窜进村子……拿走了瓷器、宝石、各种装饰品、地毯……有人花钱买，有人用东西换……一梭子子弹可以换一套化妆品：送给心爱的姑娘用的眉笔、香粉、眼影膏。出售的子弹用水煮过……煮过的子弹出膛时，不是射出去而是吐出去，用这种子弹打不死人。一般都是弄一个铁桶或者一个脸盆，把子弹扔进去，用水煮上两个小时。煮好了，晚上拿着这些子弹去做买卖。指挥员和战士、英雄和胆小鬼，都从事这种生意。食堂里的刀子、勺子、叉子、碗和盆常常不翼而飞，兵营里的水碗、凳子、锤子总是不够数，自动步枪的刺刀、汽车的镜子、各种各样的零件、奖章……什么都出售……商店什么都收购，甚至从兵营驻地运出去的垃圾，如罐头盒、旧报纸、锈钉子、破烂胶合板、塑料小口袋……出售垃圾按车计算。这场战争就是如此……我们被叫作“阿富汗人”，成了外国人。这是一种标记，一种记号。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是另一种人。哪种人？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是英雄还是千夫所指的浑蛋？我也许是个罪犯，已经有人在议论，说是犯了一个政治错误。今天还在悄悄地议论，明天声音就会高些。可是我把血留在那边了……我本人的血……还有别人的血……给我们颁发了勋章，但我们不佩戴……将来我们还会把这些勋章退回去……这是我们在不真诚的战争中凭真诚赢得的勋章……有人邀请我们到学校去演讲。讲什么？你不会讲战斗行动。讲我至今还如何害怕黑暗？讲有什么东西一掉下来，我就会吓得全身发抖？讲怎么抓了俘虏，可是没有一个能押回团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活的“杜什曼”，我见到的都是死的。讲收集人的干耳朵？讲战利品？讲炮轰后的村庄？村庄已经不像是人住的地方，而像挖得乱七八糟的田地。难道我们的学生想听这些事？不，我们需要的是英雄人物。可是我记得我们是一边破坏、杀人，一边建设、馈赠礼物，这些行为同时存在，至今我也无法把它们分开。我害怕回忆这些事，我躲避回忆，逃离而去。从那边回来的人中，我不知道有谁不喝酒、不吸烟。清淡的香烟不过瘾，我寻找在那边吸过的“猎人”牌香烟。我们把那种香烟称作“沼泽上的死神”。您千万不要写我们在阿富汗的兄弟情谊。这种情谊是不存在的，我不相信这种情谊。打仗时我们能够抱成团，是因为恐惧。我们同样上当受骗，我们同样想活命，同样想回家。在这里，我们能联合起来是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关心的只有这些问题：抚恤金、住房、好药、假肢、成套的家具……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俱乐部也就解散了。等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把住房、家具、冰箱、洗衣机、日本电视机弄到手，大功就算是告成了！那时，我马上就会明白：我在这个俱乐部里已无事可做。年轻人不接近我们，不理解我们。表面上，我们像是和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享有同等待遇，但他们是保卫了祖国，而我们呢？我们像是扮演了德国鬼子的角色，有个小伙子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们恨透了他们。当我们在那边吃夹生饭，在那边把命交给地雷时，他们在这儿听音乐，和姑娘们跳舞，看各种书。在那边，谁没有和我生死与共，没有和我一起耳闻目睹一切，没有和我实地体验与感受，那么，那个人对我来说，就分文不值。等到十年以后，肝炎、挫伤、疟疾在我们身上发作时，人们就该回避我们了……在工作岗位上、在家里，都会如此……再不会让我坐上主席台。我们对大家来说会成为负担……您的书有什么用？为谁而写？为我们从那边回来的人？反正不会讨我们的喜欢。难道你能够把发生过的事都讲出来吗？那些被打死的骆驼和被打死的人躺在一块儿，躺在一片血潭里，他们的血混在一起，能讲出来吗？谁还需要这样的书呢？所有人都把我们看成是外人。我剩下的只有我的家、我待产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婴儿，还有从那边回来的几个朋友。其他人，我一概不相信……——一位列兵、掷弹筒手阿富汗治好了我轻信一切的病报纸上报道：有一个团在进行军事演习和射击训练……我们读到这条消息时，觉得很不是滋味。我们曾经乘坐汽车去过那些地方，这种汽车的轮胎用改锥一捅就漏气，对于敌军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射击靶子。每天都有人向我们开枪，每天都有人被打死……和我并排坐的一个小伙子被打死了……他是第一个我亲眼见到的被打死的人……那时，我们互相还不太了解……对方是用迫击炮打的……他身上留下了很多弹片……他拖了很长时间才咽气……他有时还能认出我们来。他死前呼唤的，是我们不熟悉的人名……被派到喀布尔前不久，他差一点和一个人打起架来，他的一位朋友把他从我身边拖走，对和他起冲突的人说：“你和他吵什么，他明天就要飞往阿富汗了！”我们在那边可从来不像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锅，自己的勺子。在那边，大家共用一个锅，我们有八个人。不过，阿富汗的故事并不吸引人，也不是侦探故事片。一个被击毙的农民躺在地上，孱弱的身躯，一双大手……射击时，你会祈求（祈求谁，我不知道，也许你是在祈求上帝）：大地裂个缝，让我躲进去……石头裂个缝……几条专门用来寻找地雷的狼狗，在梦中可怜巴巴地龇着牙。狗也会负伤，也会被打死。被打死的狼狗和被打死的人并排躺在一起，缠着绷带的狗和缠着绷带的人并排躺在一起。人没有大腿，狗也没有大腿。雪地上分不清哪是人的血，哪是狗的血。缴获的武器堆放在一起：中国造的、美国造的、巴基斯坦造的、苏联造的、英国造的，这些东西都是用来消灭你的。恐惧比勇敢更有人情味，因为害怕，你就会怜悯，即使是怜悯自己……你把恐惧逼到潜意识里去了。你不愿意去想自己会躺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样子又可怜又渺小。人已经飞向宇宙了，可是现在人们和几千年前一样还在相互残杀，用子弹，用刀子，用石头……在村庄里，他们用木杈捅死我们的士兵……我在1981年回国。到处是一片欢呼声，我们完成了国际主义使命。火车抵达莫斯科时是早晨，天刚亮。等到晚上再换乘，就得白白浪费一天时间，我可办不到。有什么车顺路，我就搭什么车，乘班车到加加林站，然后搭过路车到斯摩棱斯克，从斯摩棱斯克乘载重卡车到维捷布斯克，全程六百公里。当他们知道我是从阿富汗回来时，谁也不收费，最后两公里是徒步走回去的。回到家中，一片白杨树的味道，电车叮叮当当，小姑娘在吃冰激凌。白杨树啊，白杨树多么芳香！可是那边是绿带区，有人躲在那里开枪射击。多么想看到家乡的小白桦树和小山雀呀！只要我一见到前边是拐弯的地方，整个身心都紧缩成一团，什么人躲在拐角后边？整整有一年时间我不敢上街，身上没有防弹坎肩，头上没有钢盔，肩上没有冲锋枪，活像一个光着身子的人。到了夜里尽做噩梦……有人向额头瞄准……可以掀掉半个脑袋的大口径子弹……夜里经常叫喊……有时紧贴住墙……电话铃声一响，我额头上就会冒汗——有人在射击……报纸上照旧在报道：某架直升机完成了飞行演习……某某人被授予红星勋章……这时，我的病被“彻底治好了”。阿富汗治好了我轻信一切的病，过去我以为我国一切都正确，报纸上写的都是真事，电视中讲的都是事实。“怎么办？怎么办？”我反问自己。我总想干点什么事……总想到什么地方去……演讲，说一说……我母亲阻止了我：“我们已经这样过了一辈子啦……”——一位摩托化步兵射手人们在那边靠仇恨生存我每天都对自己说：“我真蠢啊，真蠢。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特别是夜里不工作时，这种念头总在我脑子里翻腾。白天，脑子里考虑的是另外一些事：怎么帮助大家？伤势严重得吓人……使我震惊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子弹？谁想出来的？难道是人想出来的吗？子弹入口很小，可是它在体内把肠子、肝脏、脾脏搅得一塌糊涂，把五脏六腑都炸烂了。把人打死打伤还不够，还要他受尽折磨……疼的时候，害怕的时候，他们总是喊：“妈！”我没听见他们喊过别人……我当时确实想离开列宁格勒，不管是一年还是两年，总得离开。先是我的孩子夭折，后来我丈夫去世。那座城市没有任何东西让我留恋，相反，处处都能勾起我的往事，催我离开。我们俩是在那里相会的……我们第一次在那里接吻……在这座产院里生下了我的儿子……主任医生找我谈话：“您愿意去阿富汗吗？”“去。”我想要看到别人比我更痛苦。我真的见到了。那时，他们告诉我们，那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是帮助阿富汗人消灭封建主义的，以便建设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我们的小伙子在那里送了命，却一字不提。我们还以为，他们是在那儿得了种种传染病，像疟疾、斑疹、伤寒、肝炎。1980年……刚刚开始……我们乘飞机来到了喀布尔……英国人的一座马厩被改成了军医院。什么东西也没有……那么多人，只有一支注射器……军官们把酒精喝光了，我们只好用汽油给伤口消毒。氧气稀薄，伤口难以愈合。太阳帮了大忙，灿烂的阳光可以杀菌。我见到的第一批伤员只穿着内衣和皮靴，没有病号服，病号服运来得很晚。没有拖鞋，也没有被褥……整个三月份，从我们的官兵身上切除的肢体——胳膊、大腿等，都堆放在帐篷外。尸体都半裸露着，眼睛被挖掉了，后背、肚皮上被划开一个五角星的形状……过去我只在描写国内战争的电影里见过这种惨状。那时还没有锌皮棺材，还没有着手制作这种棺材。这时，我们才开始多多少少有所思考了：“我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我们的怀疑令某些人反感。没有拖鞋，没有病号服，可是到处挂着运来的标语口号、招贴画。站在标语前的，是我们那些骨瘦如柴、愁眉苦脸的娃娃兵，他们的样子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一周两次政治学习，反反复复教育我们：神圣的职责，边境必须固若金汤。部队里最讨人嫌的是要打各种报告：首长有指示，必须事事报告。每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每一个伤员甚至每一个病号的情况，都要向上级报告。这就是所谓“掌握人们的情绪”……部队应当是健康的……必须对所有人都“敲打一番”，不能有怜悯之心。可是我们怜悯人，那边一切都靠怜悯而存在……救人，助人，爱人，我们为此来到这里。过了一段时间，我忽然发现自己产生了仇恨的心理。我恨这片细软的沙子，它像火一般烫人。我恨这些山，我恨这些房屋矮小的村庄，从那里随时随地都可能开枪射击。我恨偶然相遇的阿富汗人，不管他是扛着一筐瓜果，还是站在自己的屋前，谁知他昨夜去过什么地方。我们认识的一位军官被打死了，不久前他在我们的医院里治过病……两个帐篷的士兵都被杀了……另一处，水里放了毒……有个人拾起一个漂亮的打火机，打火机在他手中爆炸了……死的都是我们的娃娃兵呀……我们的小伙子……应当明白这一点……您没有见过被火烧焦的人……没有脸……没有眼睛……躯体也没有……只剩下黄色硬皮包裹的皱巴巴的东西，表面有一层淋巴液……他发出来的声音不是叫喊，而是咆哮……人们在那边靠仇恨生存，靠仇恨活下去。那么，负罪感呢？这种感觉的出现不是在那边，而是在这里，当我在这里开始旁观此事的时候。为了我们一个被杀害的士兵，我们会屠杀整个村子。在那边，我觉得事事都是正义之举，可是到了这里，我吓了一跳。我想起了一个小姑娘，她躺在尘土里，没有胳膊，没有腿……活像是一个损坏了的洋娃娃……我们那时还奇怪呢，他们怎么不喜欢我们。他们躺在我们的军医院里……你把药递给一个妇女，她连头也不抬，也不看你一眼。她永远不会对你微笑，这真让人委屈。在那边感到委屈，可是回到这里就不会了。在这里，你是个正常人了，所有的感情又复苏了。我从事的是一种美好的职业——救死扶伤，这个职业拯救了我，让我解脱了。我们在那边为人们所需要。最可怕的是没能拯救所有人，只拯救了能够拯救的人。本来可以拯救一个人，但没有必需的药品。本来可以拯救一个人，但把他送来时，已经来不及了。（在卫生连里工作的都是些什么人？是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只会包扎的士兵）本来可以拯救一个人，但怎么也叫不醒喝得烂醉如泥的外科医生。本来可以拯救一个人，可是……我们甚至在死亡通知书里都不能写明真实情况。有些人踩上地雷被炸死了……一个大活人往往只剩下半桶肉浆……可我们写的是：在车祸中殉难，坠入深渊身亡，食品中毒等等。当死亡的人数超过一千时，我们才被允许向家属讲真话。我对尸体习以为常，但那是人啊，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小伙子，一想到这些，我怎么也想不通。送来一个小青年，那天正赶上我值班。他睁开眼睛，看了看我：“喏，这下好了……”说完就断了气。在深山里找了他三天三夜，找到了，运回来了。他不断地说着呓语：“快叫医生，快叫医生！”他看见了白大褂，心想：“这下得救了！”可他受的是致命伤。那时我才知道，什么是颅骨受伤……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自己的坟墓……他们死的时候也是不平等的。不知为什么，人们对战死疆场的人就多一些怜悯，对死在军医院里的人就少一些怜悯。可是他们死的时候，叫声都一样惨啊……我还记得抢救一位临死少校时的情景。他是军事顾问，他的夫人来了，她眼看着他死去……她开始号啕大哭，像只野兽……真想把所有的门都关死，别让任何人听见……因为隔壁的小兵们也奄奄一息……他们都是娃娃兵，没人能过来为他们哀泣……他们在孤独中死亡。这位夫人成了我们当中多余的人……“妈妈！妈妈！”“我在这儿，好儿子。”你应着，你在骗他。我们变成了他们的妈妈，他们的姐姐。总想找个理由，说明我们这样做对得起他们的信赖。战士们送来一个伤员，交了差之后却不肯离去。“姑娘们，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我们就想在你们这里坐一会儿，可以吗？”在国内，在家里，他们有自己的妈妈，自己的姐妹、妻子，他们在家里不需要我们。在那边，他们相信我们，甚至能把今生不会对任何人讲的掏心话全告诉我们。偷了同志一块糖，吃了，在国内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在那边，这是会使自己丢丑的大事。各种举动都能使人曝光。如果是胆小鬼，过不了多久，人人都能看清他是胆小鬼；如果是告密者，大家马上就能知道他是告密者；如果这个人好色，大家都会晓得他是个色鬼。杀人也可以成为嗜好，杀人也可以变成乐趣。在这里，是否有人承认自己会说这类话，我没有把握，但在那边我可听到不止一个人如此夸口。我认识一个准尉，他返回苏联前毫不隐讳地表示：“以后我可怎么活呀？我总想杀人。”他们讲这类话时，心平气和。小伙子们谈起怎样焚烧村庄，怎样践踏一切时，眉飞色舞！他们并非人人都是疯子啊？有一次，一位军官到我们这儿做客，他来自坎大哈市近郊。到了傍晚，应当告别了，可他却躲进一间空屋子，开枪自杀了。别人说他喝醉了，我可不晓得。难受啊，天天都在难受中度日！一个小青年站岗时寻了短见，他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孩子，在太阳底下要站三个小时，忍受不了。很多人都成了疯子，最初疯子们住在普通病房里，后来把他们隔离了。他们开始逃跑，他们害怕铁窗，他们和大家在一起时感到轻松些。有个小伙子，他的样子我现在记忆犹新：“你坐下……我给你唱一支复员歌。”听着歌，他就入睡了。他醒来就说：“我想回家……回家……去找我妈……这边太热……”他总是请求让他回家。很多人吸毒。白面，大麻……弄到什么就吸什么……吸了以后，人就变得有劲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首先是灵魂脱壳，好像腾云驾雾，觉得每个细胞都轻飘飘的，每块肌肉都硬邦邦的。你只要想飞，就像是在空中飞了！这种欢乐无法抑制，什么都喜欢，见了无论多么无聊的事都要笑。耳朵更灵了，眼睛更明了，味道、声音都能分辨得更清楚了……国家热爱自己的英雄！在这种状态下，杀人易如反掌。你摆脱了痛苦，丧失了怜悯心。死也容易，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你觉得自己像是穿了一身装甲坎肩，你已经是刀枪不入的人……吸够了，拔腿便出发……我试吸过两次，都是在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时……那时，我在传染病房工作，三十个床位，三百个病号。斑疹、伤寒、疟疾……虽然给病号发了行军床、被褥，可他们却躺在自己的军大衣上，地上什么铺的也没有，身上只剩下一条裤衩。他们的身体剃得光光的，可虱子还是成群地往下掉……衣服上的……脑袋上的……我以后再也没见过这么多虱子了……附近村庄里的阿富汗人，却穿着我们医院的病号服、头上顶着我们的褥单，褥单代替了他们的缠头。的确，我们的小伙子把什么东西都卖了。我不怪他们，或者不经常怪他们。他们为了一个月挣三个卢布而卖命，我们的士兵每月收入是八张兑换券。三个卢布……给他们吃的是生蛆的肉、腐烂的鱼……我们都患了败血症，我前边的几颗牙都掉光了。他们卖掉被子、褥子，买白面儿，或者糖果、小玩意儿……小铺子里的东西琳琅满目，那边的东西让你眼花缭乱，那些东西我们这儿都没有。士兵们把武器、子弹卖了……好让人家用我们的枪来杀我们……在那边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以另外的视角看清了自己的祖国。害怕回国呀！说来也奇怪，仿佛从你身上剥下了一层皮，我总是哭。除了到过那边的人以外，我谁也不想见，我和那些人可以整天整夜在一起。其他人的谈话，我觉得无聊，纯粹是瞎侃，如此持续了半年。如今，我排队买肉时也能破口骂街了。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像“在这之前”那样生活，但是办不到。我对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已经漠不关心了。使命结束了，一切都完了，男人们习惯这种生活要更痛苦。女人可以一心去管孩子，可男人就没事可干了。他们回到国内，恋爱、生儿育女，但阿富汗对他们来说高于一切。我自己也想弄个明白：为什么会如此？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发生这类事？为什么这些事让人如此揪心？在那边时，一切都压在心底，回来以后，一切又都冒了出来。应当怜悯他们，怜悯所有到过那边的人。我是个成年人，当时已经三十岁了，还要经受这样的剧变，而他们是些孩子，什么也不懂。国家把他们从家里带走了，发给他们武器，对他们说：“你们是去从事神圣的事业。”还向他们保证：“祖国不会忘记你们。”可现在，谁也不理他们，还极力想把这场战争忘掉，所有人都是如此，包括那些派我们到那边去的人。甚至与我们见面时，也越来越少谈论战争，谁也不喜欢这场战争。可是直到现在，每次奏起阿富汗国歌时，我还会落泪。我爱上了阿富汗所有的音乐，它们像是麻醉剂。不久以前，我在公共汽车上遇见一位士兵。我们给他治过病，他失去了右臂。我对他记忆犹新，他也是列宁格勒人。我问：“谢廖沙，也许，你需要些什么帮助吧？”可是，他恶狠狠地说：“滚你的吧……”我知道他会找到我，向我道歉。可是谁会向他道歉呢？谁会向所有到过那边的人道歉呢？谁会向那些遭到摧残的人道歉？更不用说有人会向那些变成瘸子的人道歉了。一个国家需要怎样地不爱自己的人民，才能派他们去干那些事呀？！我现在不仅仇恨任何战争，甚至仇恨顽童们的斗殴。请您不要对我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每年夏天，只要呼吸一口灼热的尘埃，见到一潭死水里的闪光，闻到干枯的花朵刺鼻的香味，我的太阳穴就像是挨了一拳。这种感受将伴随我们一辈子……——一位女护士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切我已经摆脱了战争，休整了一阵，不再过问此事了，可是我该怎样讲述过去发生的一切呢？那全身的战栗，那满腔的怒火……参军之前，我毕业于汽车运输技术学校，派我给营长开车。我对工作没有意见，可是大家一再谈论苏军在阿富汗的有限名额，每个政治部都收到这样的信息：我们的军队正牢靠地守卫着祖国的边疆，给予友好国家和人民以援助。我们感到不安，说不定会派我们去打仗。为了消除士兵们产生的恐惧，当官的就耍了一套骗人的手法，这是我现在的理解。部队首长把我们叫去问道：“弟兄们，你们想开新车吗？”这还用问吗？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是，想开！”首长接着说：“不过，你们要先到垦荒的地方去，帮助收割庄稼。”大家都表示同意。在飞机上，我们偶然从飞行员口中得知，飞机正在飞往塔什干。我不由得产生了怀疑：我们是去开荒的地方吗？飞机确实降落在塔什干了。我们排着队，被带到离机场不远的一块用铁丝围起来的地方。我们坐着，指挥员们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窃窃私语。到了午饭时间，他们往我们驻扎的地方搬来一箱又一箱的伏特加。“成两列纵队，集——合！”我们排好后，他们当即宣布：几小时以后，飞机来接你们，你们要到阿富汗共和国去履行军人的义务，去实现军人的誓言。这下可热闹起来了，恐惧、惊慌把人变成了牲畜。有的人一声不响，有的人怒气冲冲，有的人因为委屈哭了，有的人傻了。这种出乎意料的、对我们进行的卑劣的欺骗，让人惊呆了。原来伏特加是为这事而准备的，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定我们。伏特加下肚之后，趁着酒劲发作，有些士兵企图逃跑。他们去找军官打架，可是营盘已被别的部队包围了。那些士兵把大家推上飞机，然后像装箱似的把我们塞进空空的铁皮舱里。我们就这样来到了阿富汗。过了一天，我们就看到了伤员和死人。我们听到了这样的词语：侦察、战斗、战役。我仿佛觉得，发生的这些事让我休克过去了。只是过了几个月以后，我才渐渐苏醒过来，清楚地意识到周围的一切。当我的妻子问：“我丈夫是怎么去了阿富汗的？”回答她的是：“他自愿申请去的。”我们部队里所有人的母亲和妻子，听到的也是这样的回答。如果伟大的事业需要我献出生命、献出鲜血，我会自愿地说：“把我也列入志愿者中去！”可是我两次受骗，他们没有告诉我真相，没有说明那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过了八年，我才知道真相。我的朋友们躺在坟墓里，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骗去参加那场卑鄙的战争的。有时我甚至羡慕他们，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切，他们也不会再次上当受骗……——一位司机我们好像已经是死人了我丈夫长期在德国服役，后来又去了蒙古。我非常想念祖国，我有二十年时间是在境外度过的，我对祖国的爱无法抑制。我给总参谋部打了一个报告，说：“我一辈子都在国外，再也活不下去了。我请求帮我们回家……”我们已经坐上了火车，可我还不相信，隔一分钟就问我丈夫一次：“我们是去苏联吗？你不骗我吧？”到了国内的第一站，我就抓了一把祖国的土，一边看一边微笑，这是家乡的土呀！请您相信我，我甚至吃了一口，还用它擦洗了脸。尤拉是我的大儿子。我爱他甚于其他所有家人，虽然当母亲的承认这一点是不好的。我爱他甚于丈夫，甚于小儿子。他小时候，我睡觉都摸着他的小脚丫。有的妈妈去看电影，把儿子交给别人带，我简直不敢想象自己能做出这种事。他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就抱着他，带上几瓶牛奶，一起去看电影。可以说，我打算一辈子都和他在一起。我全是按书本上的话，按理想人物的标准在教育他。他读一年级时，背诵的不是童话故事，不是儿童诗歌，而是整页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女老师惊叹不已：“尤拉，你妈妈是干什么的？你已经读了这么多作品。”“我妈妈在图书馆工作。”他知道理想，但不知道人生。我也这样，多年生活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以为人生就是由理想组成的。有这么一件事。那时我们已经回到了故乡，住在契尔诺夫茨市，尤拉在军事学校读书。有一天半夜两点钟，门铃响了，是他站在门口。“是你呀，儿子？怎么这么晚回来了？为什么还冒着雨？看你全身都湿透了……”“妈妈，我回来是要告诉你：我活得太艰难了。你所教的一切，生活中都没有……你是从哪儿找来的呀？……这还只是开始，以后我该怎么生活呢？……”我们俩在厨房里坐了整整一夜。我能说些什么呢？不外乎还是那些：生活是美好的，人们是善良的。这都是真理。他静静地听我讲。天一亮，他又返校了。我不止一次对他说：“尤拉，放弃军校，到非军事学校去读书吧。你的位置在那儿！我能看见你现在是多么痛苦。”他对自己的选择并不满意，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成为军人的。他本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一名学者，他生活在《古希腊——何其美好的国度》这样的书里。十年级寒假时，他去了一趟莫斯科。我有个哥哥住在那里，是位退役中校。尤拉跟舅舅说：“我想报考大学的哲学系。”舅舅不赞成：“尤拉，你是诚实的小伙子。我们这个时代，当一名哲学家是不容易的，既要欺骗自己，又得欺骗别人。你要讲真话，就可能会尝到铁窗的滋味，也许会把你送进疯人院。”到了春天，尤拉决定了：“妈妈，您什么也不要问，我要当军人。”我在一个军事小镇见过锌皮棺材。那时老大在读七年级，老二还很小。我当时盼望着，等他们长大，战争也就结束了。难道战争会持续那么久？“没想到战争和上学时间一般长，也是十年。”有人在尤拉的追悼会上说。军校毕业晚会后，儿子当了军官。可是我不明白，尤拉为什么要到外地去。我从没想过，我生活中会有一瞬间和他不在一起。“能把你派到什么地方去呢？”“我申请去阿富汗。”“尤拉——”“妈妈，是您把我培养成了这样的人，现在您休想改造我了。您对我的教育是正确的，我在生活中遇到过那些败类，他们不是我们的人民，也不能代表我们的祖国。我去阿富汗，是为了向他们证实：人生中有崇高，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有了满冰箱的肉食，就是有了幸福。”申请去阿富汗的并非他一个人，许多男孩都写了申请报告。他们都是良家子弟，有的父亲是集体农庄主席，有的父亲是教员……我能对自己的儿子说什么呢？说祖国不需要这样做？他想向那些人证明人生中有崇高——那些人过去认为，将来也认为，他们去阿富汗只是为了捞点儿破烂衣服，捞点儿兑换券，捞几枚勋章，捞个一官半职……对他们来说，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不过是个狂热分子，不是理想人物，因为正常人是不会那么做的……哭诉、哀求，我不知道我都干了些什么。我向他承认了我对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事，说我失败了，或者觉醒了，我不知道应当怎么说。“小尤拉，生活完全不像我教你的那样。一旦我知道你到了阿富汗，我就会到广场上去，到断头台上去……我会把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然后自焚。你在那边会被打死的，不是为了祖国……你会被打死的，不知道为了什么……没有伟大的理想目标，难道祖国能派自己优秀的儿子去送死？这算什么祖国啊？”他骗了我，说去蒙古。可我知道他一定会去阿富汗，他是我的儿子。和他同时，我的小儿子盖纳也参军了。我对他放心，他成长为另一种人了。他们哥儿俩总是吵个没完。尤拉：“盖纳，你看书看得太少了。从来不见你膝盖上放着一本书，总是在摆弄吉他……”盖纳：“我不想成为你那种人，我想和大家一样。”他们哥儿俩都走了，我搬到他们住的房间里去。除了他们的书、他们的东西和他们的来信以外，我对一切都丧失了兴趣。尤拉来信讲到蒙古，可是他把地理位置讲得混乱无比，这样我对他身在何处已不再存疑了。白天夜里想的尽是自己的经历，我仿佛把自己切成了碎块。这种痛苦，用任何一种语言、任何一种音乐也讲不清的。是我亲自把他送到那边去的，我亲自送的呀！几个陌生人走进家里，看到他们的表情我就知道，他们给我带来了不幸的消息。我退到屋里去，剩下最后一个可怕的希望：“盖纳？”他们的目光转向一旁，我当时下决心把一个儿子交给他们，以便拯救另一个。“盖纳？”他们中间有个人轻声说：“不，是尤拉。”我讲不下去了……讲不下去了……我已经死了两年了……我没有任何病，可我已经死了。我的整个肉体都是死的……我没有在广场上自焚……我丈夫没有把自己的党证退回去，也没有把它扔到他们的脸上……我们好像已经是死人了……不过，谁也不知道，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位母亲我们在忏悔我一下子就把自己说服了：“我什么都记不住……什么都记不住……”我们家里禁止提这件事。我妻子四十岁已满头白发，女儿原来留长发，现在是短发。夜间炮轰喀布尔时，怎么也唤不醒她，只好扯她的辫子。可是过了四年，我突然喜欢胡言乱语了……总想说话……昨天家里偶然来了几位客人，我的话就是止不住……有人送来一本相册……有人放幻灯片：直升机在村庄上空盘旋，一位伤员被抬上担架，他身边放着他那条被炸掉的大腿，脚上还穿着越野鞋……被判处死刑的俘虏们天真地望着镜头，再过十分钟他们就没命了……万能的真主啊！我回过头去，男人们在阳台上吸烟，女人们进了厨房。只有他们的孩子坐在那里，都是些小娃娃，小娃娃们对这些事挺好奇。我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总想说话。为什么突然会如此？为的是永远不要忘记任何一件事……那时我怎么样，那时我有什么感觉，用言语讲不清楚。也许再过四年，我能够说清我的各种感受。也许再过十年，一切声音都会变调，说不定变得无影无踪。一种仇恨埋在我心头，有些懊丧。为什么我应当去？为什么这事儿让我摊上了？我感觉到了重担，但没有屈服，这一点令我感到心满意足。我开始从琐琐碎碎的事上做准备：随身带上一把小刀、一套刮脸用具……收拾完毕……这时就急不可耐了，希望快点和陌生的世界见面，免得热情冷却，激情过去。设想形成了……任何人都可以讲给你听……可是我身上发冷，或许是额头在冒汗……还有一种情况：飞机着陆时，既感到轻松又觉得兴奋，现在一切就要开始了，我们会亲眼看见，用手摸到，可以在生活中感受一番。……三个阿富汗人站在那里，他们在议论什么，他们在笑。一个肮脏的小男孩顺着货摊奔跑，一下子钻到柜台下边的厚布帘中不见了。鹦鹉绿色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盯着我。我望着这一切，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没有中断谈话……背向我的人转过身来……我看见了手枪的枪口……手枪慢慢举了起来……举了起来……瞧，那个窟窿眼儿……我看见了。与此同时，我听见了扣扳机的生硬的声音，我不存在了……我在同一时刻既在这儿又在那儿……可我还没有倒下，我挺立着。我想和他们说话，可是发不出声来。“啊——啊——啊——”世界像洗照片似的渐渐显现出来……窗户……高大的窗户……一种白色的东西，很大的东西，白色套着很重的东西……眼镜碍事，看不清脸庞……汗水往下滴……汗珠落在我的脸上，打得生疼……我想睁开那睁不开的眼睑，我听到轻松下来的叹息：“喏，好了，中校同志，‘出了一趟差’，回来了。”可是当我抬头时，哪怕是转一下头，我的脑子就像掉到什么地方去了。又是那个小男孩往柜台下的厚布帘里钻……鹦鹉绿色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盯着我……三个阿富汗人站着……背向我的人转过身来……我的视线对着枪口……那是个窟窿眼儿……我看见它了……这次我不再等那熟悉的扣扳机声了……我大喊一声：“我应当把你打死！我应当把你打死！”喊声是什么颜色，有什么味道？血是什么颜色？在军医院里血是红色的，干沙上的血是灰色的，山岩上的血到了傍晚是蔚蓝色的，已经不新鲜了……重伤员身上的血好像是从打碎的玻璃瓶里流出来的一样，流得很快……人慢慢断气了……慢慢断气了……只有两只眼睛至死还闪着光，视线从你身边射过去……目不转睛地望着别处……一切都付出了代价，我们为一切都付出了代价，全部付清了。你从山麓往上看，重峦叠嶂，高不可攀。你坐上飞机，飞到上空，从上往下看，下边是一个个翻倒的狮身人面像。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说的是时间，是事件之间的距离。当时连我们这些当事人也不知道，那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请您不要把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即1979年到过那边的人弄混了。是的，我当时还相信！1983年，我回到莫斯科。这里人的生活，这里人的活动，给人的感觉是似乎我们这些人从未去过阿富汗那边，也没有发生任何战争。我走在阿尔巴特街上，问了几个人：“阿富汗战争打了几年了？”“不知道……”“战争打了几年了？”“我不知道，您问这事干什么？”“几年了？”“好像是两年……”“几年了？”“怎么，那边在打仗？真的吗？”那时我们都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你们不吱声？！我也不吭气。中国有句智慧的谚语：“站在死狮脚下吹牛的猎手令人厌恶，靠近伤狮身旁自豪的猎手值得尊重。”有人可以谈论错误。说真的，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我不谈。有人问我：“为什么您当时沉默？那时您已不是孩子了，那时您已经快五十岁了。”您要知道，我在那边开过枪，但同时我又尊敬那个民族，我甚至热爱那个民族。我喜欢他们的歌曲，他们的祈祷声平缓舒展，悠悠缠绵，如同他们的山峦。但是，我只谈我自己，我真诚地相信，帐篷不如五层楼房好，没有抽水马桶就没有文明。我们给他们一大堆抽水马桶，帮助他们建筑石头楼房。我们给他们运去办公桌、盛水用的玻璃瓶、正式会议用的红色桌布，还有成千上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片。这些相片挂在所有的办公室里，挂在每一位首长头上。我们给他们运去黑色的“伏尔加”牌轿车，还有我们的拖拉机，我们的种牛。农民不愿意接受分给他们的土地，因为土地属于真主所有。被炸毁的清真寺的塔顶，像是从宇宙深处向我们窥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蚂蚁是怎么观看世界的，请您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找找看吧。东方学者斯宾塞罗夫说：“阿富汗是不能收买的，只能转让。”有天清晨，我吸烟时看到烟灰缸上有只小蝎虎，像五月金龟子。过了几天，我回来了，蝎虎仍在烟灰缸上，还是那个姿势，连头也没有转动一下。我明白了，这就是东方。我消逝十次，再生十次，我粉身碎骨，再挺身而起，可是它还没有转动一下它的小脑袋。按照它们的日历，现在是1365年……我坐在家里的沙发上，靠近电视机。我能够杀人吗？我连苍蝇也不会打死，至今从市场买回来的活鸡都是我的妻子宰杀。头几天，甚至头几个月，看到子弹打断桑树枝，觉得远不像是现实……战斗心理学是另一种样子……一边跑，一边捕获目标……注意前方……斜视左右……我没有统计我杀死过多少人……可是我跑过……捕获过目标……在这里……在那边……寻找运动中活的目标……自己也当过目标……当过靶子……不，从战争中回来的人里没有英雄……从那边不可能像英雄一样归来……为一切都付出了代价，我们为一切都付出了代价……您可以想象，1945年时某个士兵的样子，您喜爱他，整个欧洲都喜爱他。他天真，带点傻气，腰间系着宽皮带。他什么也不需要，他需要的是胜利，是回家！可是这个士兵呢，回到你们那栋楼房，那条街，已经是另外一种人了，这个士兵需要牛仔裤和录音机。古人早就说过：“不要唤醒沉睡的狗。”不要给人以非人的考验，他经受不住。我在那边无法阅读我喜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阴森森的。我随身带的是幻想小说，布雷德贝里的作品。谁愿意永恒不死？没有这样的人。可是有过那种人啊，有过！我还记得……有人让我在监狱里见过一位那样的人，那时我们把他称为匪帮首领，他躺在铁床上看书……书的封面熟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说：“可惜我读不完了，也许我的孩子们能把它读完……”学校被大火烧毁了，只剩下一堵墙。每天早晨孩子们来上课，他们用大火后留下的木炭在墙上写字。下课以后，用石灰把墙再粉刷一遍，于是墙又像一张干净的白纸……从林区运来一位没有胳膊没有腿的中尉，一切男性特征都没有了。从休克中苏醒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弟兄们在那边怎么样了？”为一切都付出了代价，我们付出的比任何人都多，比你们更多。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我们什么都经受了。请您听完我们的话，希望您能理解我们。大家都习惯于给药品、退休金、住房……这个“给”字是用昂贵的“外汇”——鲜血换来的。我们是来向你们忏悔的……我们在忏悔……请不要把忏悔的秘密忘记……——一位军事顾问为什么逼我回忆这样结束还真算不错，以失败告终，这样会擦亮我国人民的眼睛……我无法讲述发生的一切，那是一种幻觉。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剩下的事是我亲眼所见的。我记得的事，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后来出现的事，是我能够讲述的。为谁而讲呢？为了阿廖沙，他死在我怀里，他肚子里有八个弹片。我们从山上把他运下来，花了十八个小时。他活了十七个小时，到第十八个小时的时候，他死了。为阿廖沙而回忆，这么做是从相信人有所需这一观点出发的。我相信他再也不会疼了，再也不会怕了，再也不会害羞了。既然如此，何必再让往事翻腾呢？您想知道我们有什么理想？您大概把我们看成另一种人了。您应当了解，在异国他乡多么困难啊，不知为什么而战，还能有什么理想？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大家都是同样的人，但不是志同道合者。使我们变得相同的，是我们都可以杀人，而且也都杀过人。但仅仅把到过那边的人和没到过那边的人调换一下位置，一点就不难理解了。我们各不相同，但我们处处相同，无论在那边还是在这里。我记得在六年级或七年级时，教俄罗斯文学的女老师把我叫到黑板前：“谁是你敬爱的英雄人物，是恰巴耶夫还是保尔·柯察金？”“是哈克贝利·费恩。”“为什么是哈克贝利·费恩？”“哈克贝利·费恩……当他考虑是出卖逃亡的黑人吉姆，还是为他下地狱，让大火把自己烧死时，他对自己说：‘管他呢，让我下地狱去让火烧吧。’他没有出卖吉姆。”下课以后，我的朋友阿廖沙问我：“如果吉姆是白军，你是红军，怎么办？”我们一辈子就是这么活着的——白军和红军，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反对我们。在巴格拉莫附近，我们走进一个村子，请村民给点东西吃。按他们的教规，如果一个饿肚子的人来到你家，你不能拒绝给他热饼吃。妇女们让我们坐在桌前，给了我们吃的。我们离开后，全村人用石头和棍棒活活把她们和她们的孩子给砸死了。她们本来知道自己会被打死，但是并没有把我们赶走，而我们也带着自己的教规走进她们的家……我们甚至还戴着帽子出入他们的清真寺……为什么逼我回忆？这一切都是不便公开的事，我打死的第一个人，我流在细沙里的血，还有像烟囱一般高的骆驼脑袋，在我失去意识之前，它在我头上摇晃了一下。当时在那边我和大家一样……我一生中只有一次拒绝和大家一样。那是在幼儿园里，保育员让我们手拉着手，可我喜欢独来独往，年轻的保育员对我不守规矩的行为容忍了一段时间。过了不久，她们中有一位出嫁了，走了，克拉娃阿姨被派来代替她。“谢廖沙，拉着手。”克拉娃阿姨把另一个小男孩领到我面前。“我不愿意。”“你为什么不愿意？”“我喜欢一个人走路。”“你要像所有听话的男孩和女孩一样，手拉手。”“我不拉。”那天散完步以后，克拉娃阿姨把我脱了个精光，连裤衩和背心也给扒掉了。然后把我带到一间空荡荡、黑乎乎的房间里，让我在那儿待了三个小时。第二天，我和谢廖沙手拉手地散步了，我变得和大家一样了。在小学里由班集体做决定，在学院里由系集体做决定，在工厂里由全体职工做决定，处处有人替我做决定，对我的教育是：单枪匹马，一事无成。我在某本书里读过这么一句话：“扼杀勇气。”派我到那边去时，我心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扼杀了。“志愿战士，向前迈两步。”所有人都向前迈了两步，我也向前迈了两步。在申丹德，我见到了两个精神失常的我国士兵，他们一直在和“杜赫”交谈。他们按十年级历史课本里的说法，给这些“杜赫”讲解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是：偶像是个空壳，祭司坐进去，坐在里边教训百姓。”这是寓言作家克雷洛夫老爷爷说过的话。我十一岁时，有一天，一位获得“特等射手”称号的大婶来到学校，她说她打死过七十八个“德国鬼子”。那天我回家以后，说话结结巴巴，夜里发起高烧。父母认为我患了流行性感冒，这种病容易传染，我在家里待了一周，天天看自己喜欢的小说《牛虻》。为什么逼我回忆往事？我不肯再穿上打仗前我穿过的牛仔裤、衬衫了，那是我不熟悉的陌生人的衣服，虽然衣服上还留着我身上的气味，按妈妈的说法。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那个人不存在了。另一个人，也就是现在的我，只是顶着他的名字而已。请不要写出他的名字……不过我还是喜欢原来那个人。“神父，”牛虻向蒙泰尼里问道，“现在你的上帝得到满足了吧？”现在我能向谁抛出这手榴弹一般的问话呢……——一位普通炮兵这里造就的都是扭曲的人我怎么会去了那儿？很简单，因为我相信报纸上所有的话。我对自己说：“以前的人们建功立业，敢于自我牺牲，如今我国青年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也是这路货色。那边在打仗，可我在为自己缝制新连衣裙、设计新发型。”妈妈哭哭啼啼：“宁肯死我也不答应。我生你们，不是为了到头来分别埋葬你们的胳膊和大腿。”最初的印象是喀布尔的转运站——铁蒺藜，肩挎自动步枪的士兵，狗吠声。全是妇女，有几百名妇女。军官们来了一个又一个，挑选比较年轻可爱的女性，明目张胆地选。有个少校把我叫过去：“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部汽车，我就把你送到我的军营里去。”“什么汽车？”“运输‘载重二〇〇’的汽车……”我当时已经知道了，“载重二〇〇”就是运送死人、运送棺材的车。“有棺材吗？”“现在马上卸下来。”装了帆布篷的普通“卡玛斯”载重卡车。士兵们卸棺材时如同往下扔子弹箱，我吓了一跳。士兵们明白了：“这是个新来的妞儿。”我来到了驻地，气温高达六十摄氏度，厕所里，苍蝇多得似乎可以用翅膀把你抬起来。我失魂落魄，我是此地唯一的女人。两个星期以后，营长召见我：“你得和我住在一起……”我抗拒了两个月，有一次几乎把手榴弹抛了过去，另一次我操起刀子。这些话听得我耳朵磨出了老茧：“你想挑选个有天上的星星那么大的人物……你想喝茶还能吃上黄油……迟早会自己找上门来……”我从来没有骂过人，这次憋不住了：“你给我他妈的从这儿滚开……”我爱骂人了，我变得粗野了。我被调到喀布尔招待所当管理员。最初，我像只野兽似的对待所有人。别人认为我有毛病：“你发什么疯？我们又不想咬你。”可是我已习惯于自卫，改不了了。每当有人唤我：“进来喝杯茶。”“你叫我进去喝茶还是上床？”这样一直延续到出现我的……真爱？这里没有这么说的。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时，说：“我的妻子。”我对着他的耳根说：“阿富汗时期的。”我们乘坐装甲输送车外出，我用自己的身躯掩护了他，所幸子弹打在舱门上，他背身坐着。我们回来以后，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讲了我的事。后来足足两个月，他没有收到家中的来信。我喜欢出去射击，一打就是满满一梭子，打完我觉得轻松了。我亲手打死了一个“杜赫”，那次我们进山去呼吸新鲜空气，观赏风景。听到石头后有“沙沙”声，我像触了电，往后退了几步，随即打了一梭子，我先开的枪。我走过去看了看：一个健壮漂亮的男人躺在地上……弟兄们说：“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去侦察。”我好不神气！我没有伸手去取他包里的东西，只拿走了手枪，这事也让他们高兴。后来，他们一路上都在保护我，怕我不舒服，恶心，我什么事都没有……回来以后，我打开冰箱饱餐了一顿，足足顶得上我平常一周的饭量，我感觉神经活动失常了。有人送来一瓶伏特加，我喝了，可是没有醉。我有些后怕，当时如果没有命中目标，我妈就会领到“载重二〇〇”。我想参加战争，但不是这场战争，而是伟大的卫国战争。哪儿来的仇恨？很简单，一个战友被打死，当时你和他在一起，两人共用一个饭盒吃饭。他满身是血，躺在地上。看一眼，什么都明白了，这时的你会疯狂地射击。我从不习惯于考虑大问题，如：“这场战争是谁挑起来的？责任在谁？”就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喜欢讲的笑话。有人问亚美尼亚电台：“什么是政治？”亚美尼亚电台回答说：“您听见过蚊子的叫声吗？那么政治——比它的叫声还细。”让政府从事政治吧，人们在此地见到的是血，人变野蛮了……人们看到烧焦的人皮怎样卷成筒，仿佛是蹭破了的卡普纶长袜……枪杀动物时的场景惨不忍睹……向驮运队开枪，因为他们在运武器。人单独处决，骡子也单独处决。他们都默不作声，等待死亡。受伤的骡子嚎叫起来，活像用尖锐的铁器在铁板上划拉，十分瘆人。我在这儿有另外一副长相，有另外一种嗓音。听听我们这些姑娘坐在一起讲着怎样的话，你就可以想象出我们在当时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了：“他可真是个浑蛋！跟中士吵一架就去投奔‘杜赫’，还不如一枪把他撂倒，可以记入阵亡名单。”话讲得直截了当。很多军官以为那边和苏联国内一样：可以随便打骂士兵，可以随便污辱他们……干这种事的人在那边会被打死……战斗中有人会从背后开枪……到时你自己想法子查出来这人是谁吧。深山哨所的弟兄们一年见不到人影，直升机一周起飞三次，我去了。大尉走到我跟前：“姑娘，请您摘掉军帽。”我那时留着长发。“我一年没有见过女人了。”所有士兵都从战壕里钻出来看热闹。一次战斗中，一位士兵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我。不管能活多久，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并不认识我，他之所以那么做，就因为我是个女人。这种事，你能忘吗？日常生活中，你怎样检验一个人是否会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你？好人在这儿更好，坏人在这儿更坏。双方在交火，有个士兵朝我喊了一句下流话，一句脏话，他被打死了，炸掉了半个脑袋、半个身子。他就死在我眼前……我像得了疟疾，全身颤抖。尽管在这之前，我见过裹着尸体的塑料纸大口袋……尸体用金属薄片包着，活像是大玩具娃娃……但让我全身颤抖的事情我还没遇到过……那次我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佩戴战斗奖章的姑娘，她们即使有也不会佩戴。有个姑娘戴上了“战功”奖章，大家都笑她，说那是“性功”奖章……因为大家都知道：和营长睡上一夜就可以得一枚奖章……为什么妇女们会在这儿？难道没有女人他们就活不下去？这样下去，有些军官先生会变成疯子。为什么妇女争着要到这儿来？你会有钱……会买一台磁带录音机，买一些东西。回国以后，可以把东西卖掉。在苏联挣的钱，没有在这儿，在阿富汗挣得多。咱们谈的是真实情况……有的姑娘为了弄到一件衣服，便和当地人厮混。你一走进阿富汗商店，孩子们就叫喊：“姑娘，干不干……”然后指指偏房。本国军官付的是兑换券，有的女人平常就这么说：“我去找个给兑换券的主儿……”这都是真事。像这个笑话里讲的一样：多头蛇先生、永生先生和巫婆在喀布尔转运站相遇，他们三个人都去保卫革命。两年以后，他们在归国的路上重逢：多头蛇先生只剩下一颗头，其他部分都被割掉了；永生先生奄奄一息，因为他是“永生”的；巫婆身穿华丽衣裳，戴着首饰，满面春风。“我在办理手续，要求再留一年。”“巫婆，你疯了！”“我在苏联是巫婆，在这儿可是美女瓦西莉萨。”是啊，在这里造就的都是扭曲了的人，特别是小兵们，十八九岁的孩子们。他们在这儿见的世面太多了，太多了……他们看到一个女人为了一箱猪肉罐头，甚至不是一箱，仅仅是两筒，便出卖了自己的身体。见过这种场面的小兵，将来会用这双眼睛看待自己的妻子，他们在这儿被扭曲了。以后他们回到苏联，如果品行不端，也不必大惊小怪，他们经受的是另一种体验。他们已经养成用自动步枪、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的习惯……阿富汗小贩在卖西瓜，一个西瓜一百阿币。我们的士兵希望再便宜些，小贩不干。“啊，既然如此！”有个士兵端起自动步枪，便把堆积如山的西瓜全都给打烂了。假如你在无轨电车里踩了这么一个人的脚，或者排队时不让他加塞，那你就瞧好吧……我曾经梦想：回家以后，把折叠床搬到花园里，在苹果树下美美地睡一觉……在苹果树下……可是如今我感到害怕，特别是现在。我国准备撤军之前，我听很多人说：“我害怕返回苏联。”为什么？很简单。我们回来了，国内的一切都变了。两年后，人们穿的是另一种时装，听的是另一种音乐，街道也变了样……大家对战争的态度也不同了……我们会像是一群白色的乌鸦……——一位女公务员我感到羞耻当时我太相信了，所以现在也改变不了自己的看法。无论别人对我说什么，无论读到什么，我每次都会为自己留一条小小的后路，这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参军前，我毕业于体育学院。最后一次毕业实习，是在儿童夏令营“阿尔捷克”进行的，我担任辅导员，在那儿讲了很多次崇高的话，如“少先队员的誓言”，“少先队员的事业”……我主动到军事委员会申请：“派我到阿富汗去吧……”政治部副主任给我们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他说我们比美国“绿色贝雷帽”仅仅抢先了一个小时，他们已经在空中了。自己的轻信使人感到难堪，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灌输，说这是“国际主义义务”，最后把这种思想硬灌进了我们的头脑里。但我永远也做不到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对自己说：“把粉红色的眼镜摘掉吧！”我不是1980年去的，也不是1981年，而是1986年，那时大家还守口如瓶。1987年我已经到了赫斯特，我们占领了一个小山头，七个弟兄被打死。莫斯科的新闻记者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几个“绿人”（即阿富汗人民军），好像是他们夺回了小山头……做样子的是阿富汗人，而在停尸房里躺着的是我们的士兵……他们选择最优秀的士兵到阿富汗参加“军训”。谁都怕被派到土拉、普斯科夫或者基罗沃巴德去，因为那里又脏又闷，所以大家都要求去阿富汗，争着到那里去。兹多宾少校劝我和我的朋友萨沙·克里夫佐夫收回自己的申请书：“让你们两人当中某一个去送死，还不如让西尼钦去。国家培养你们花了不少钱。”西尼钦是个农村小伙子，拖拉机手。我已经拿到了毕业文凭，萨沙正在克麦罗沃大学日耳曼——罗马语系读书。萨沙歌唱得非常好，会弹钢琴、拉提琴、吹横笛、弹吉他，还能谱曲，他画画也好。我和他情同手足。上政治课时，教官给我们讲功勋、英雄，说到阿富汗就是当年的西班牙时，他突然插了一句：“与其让你们牺牲，不如让西尼钦去。”从心理学观点审视战争，是很有意思的。首先，得研究自己，这事挺吸引我。我曾问了去过那边的熟悉的弟兄们。有一个人，按我现在的理解，是给我们胡吹乱编了一通。他胸口有一个很大的伤疤，好像是被烧伤的字母“P”，他为此特意穿着开口汗衫，以便向人们炫耀。他编造说他们怎样深夜乘直升机在山上降落，我还记得他说：“空降兵拉开降落伞的前三秒钟是天使，空中飞翔时的三分钟是雄鹰，其余时间是拉套的马。”我们对这一切都信以为真。现在我真想再碰见这位荷马！像他这类人，后来都被当面揭穿了：“如果有脑子的话，一定是受了挫伤。”另一个小伙子和他相反，他一再劝说：“你不要到那边去。那边是污秽天地，不是浪漫世界。”我不爱听他的话：“你尝过那种滋味了，我也想去尝一尝。”他教我怎么活命。有十诫：“放一枪后，就赶快闪开，躲到离开枪地点两米的地方。把自动步枪的枪筒藏到农舍或者山岩后边，免得被对方发现火苗，记下你的位置。走路时，不要喝水，否则走不到目的地。站岗时，不要打盹，可以用手指挠脸，用牙咬手。空降兵先是要拼命跑，之后是能跑多少算多少……”我的父亲是位学者，我的母亲是位工程师，他们培养我从小要有个性。我想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我曾被开除出十月儿童团，很长一段时间我没被吸收进少先队。我为荣誉进行了斗争，后来给我戴上了红领巾，我不肯摘掉，睡觉时也戴着。上文学课时，女教员打断我的发言：“你不要讲自己的看法，你要照书本上那样说。”“难道我讲得不对？”“你讲的和书本上的不一样……”这像是童话故事中，皇帝除了灰色不喜欢其他颜色，所以这个国家里所有东西都是老鼠皮色。我现在告诉自己的学员们：“你们要学会动脑子，免得又被造就成一批新的糊涂虫，一批小锡兵。”参军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教我如何生活，在部队里是中士教我如何生活。中士的权力无限大，三个中士一个排。“听我的命令！空降兵应当具备什么？重复一遍！”“空降兵应当有一张恶脸、一双铁拳和一颗黑心。”“良心——对于空降兵来说是无用之物。重复一遍！”“良心——对于空降兵来说是无用之物。”“你们是卫生营，卫生营是空降部队的贵族。重复一遍！”摘录一段某士兵的信：“妈妈，你买一只小狗崽，给它起个名字叫中士，等我回家以后，我就把它宰了。”制度本身在愚弄人的意识，人家可以随意捉弄你，你没有能力抗拒。早晨6点起床。起床——重来。下床——上床——反复三次。三秒钟之内，要在起跑线上排好队——白色的油漆布，白色的，以便经常洗刷、擦亮。三秒内，一百六十人要从床上跳下来、排好队。四十五秒内穿好三号军服，也就是全套衣服，不过不扎腰带、不戴帽子。有个士兵有一次没来得及缠好脚布。“全体解散，重复一次！”他又没能跟上。“全体解散，重复一次！”体操锻炼，白刃战，学习包括空手道、拳击、桑勃式摔跤，以及与持刀者，持棒者，持工兵锹、持手枪、持自动步枪者的各种格斗方法。他——手持自动步枪，你——空手。你——手持工兵锹，他——空手。像兔子那样跳着前进一百米，用拳头砸碎十块砖。我们在练兵场上累得半死不活。“你们学不会就别想离开这儿。”最困难的是战胜自己，不怕疼。洗漱时间：五分钟。一百六十人只有十二个水龙头。“站队！解散。站队！解散。站队……”清早查房：检查各种金属牌，它们必须闪闪发光，如同公猫的某个部位；检查白色衣领；帽子里要有两根带线的针。“向前，齐步走，回原位。向前，齐步走……”一天只有半小时自由时间。午饭后，是写信的时间。“列兵克里夫佐夫，为什么你坐在那儿不写信？”“中士同志，我正在想。”“为什么你回答的声音这么小？”“中士同志，我在想。”“为什么不像教你的那样大声喊？看来，需要让你‘对着窟窿’进行一番训练。”“对着窟窿”训练，就是对着便桶叫喊，练出发号施令的嗓门。中士站在背后看着你，要听到隆隆的回声。摘录士兵的一些术语：解除——我爱你，生活。清晨查房——人们，相信我吧。晚间查房——我见过他们的面。蹲禁闭——远离祖国。复员——远方的星光。战术训练场地——蠢人乐园。洗盘器——光盘（盘子像光盘那样旋转）。政治部副主任——灰姑娘（在军舰上被称为乘客）卫生营——空降部队的贵族。重复一遍！我们总觉得吃不饱，梦寐以求的地方是军人商店，在那儿可以买到蛋糕、糖块、巧克力。射击得了五分，允许你逛一次商店。没钱花了，便卖几块砖。我们拿上一块砖，两个彪形大汉走到新兵跟前，知道他兜里有钱：“你，买下这块砖。”“我买它干什么？”我们把他围起来：“买下这块砖……”“多少钱？”“三卢布。”他给我们三卢布，然后走到拐弯处，把砖扔了。我们用这三卢布可以饱餐一顿，一块砖值十块蛋糕。“良心——对空降兵来说是无用之物，卫生营是空降部队的贵族。”看来，我是个不错的演员，因为我很快就学会扮演我应当扮演的角色。如果被人说成“婴儿”就最倒霉了，这个词里含有阴柔、缺乏阳刚之气的意思。三个月以后，我被除名了。怎么什么都忘了呢？不久前我和一个姑娘接过吻，坐在咖啡厅里，还跳过舞。仿佛不是过了三个月，而是三年，你又回到了文明世界。晚上。“猴子们，站队！空降兵最重要的是什么？空降兵最重要的是别从地球边上飞过去。”临行前举行了新年晚会。我化装成严寒老人，萨沙化装成白雪公主，这很像是在学校里举办的活动。我们徒步跋涉了十二个昼夜……只有山比山更可恶……我们在躲避匪帮……我们靠兴奋剂行军……“卫生指导员，给我一点‘发疯的药’。”这是精神麻醉药美索卡，我们把所有的药都吃光了。我连笑一下的力气也没有了。“您哪儿不舒服？医生问‘猫先生’列奥波利德。”不知谁先开了口。“我讨厌耗子。”“讨厌耗子——不讨厌耗子……全都明白了。您太善良了。您应当发疯。这是‘发疯的药’，一天服三次，每次饭后一片。”“效果呢？”“您会变得像头野兽。”第五天，有个士兵等所有人都走到前边去以后，把自动步枪对准喉咙，开枪自杀了。我们不得不拖着他的尸体、他的旅行袋、他的装甲坎肩、他的头盔。我们没有悲伤。他知道，我们不会抛下他的尸体不管，我们会把尸体带走。当我们退伍准备回家时，第一次可怜起他来了。“一天服三次，每次饭后一片……”“效果呢？”“您会变得像头野兽。”炸伤最可怕，一条腿从膝盖处被炸掉了，骨头支在外面，另一条腿炸掉了脚后跟……生殖器也被削掉了……一只眼睛炸没了，一只耳朵也炸掉了……心脏第一次跳得这么厉害，嗓子眼里发痒……我对自己说：“你现在不动手，永远当不了卫生指导员。”截掉两条腿……用止血带缠紧，止血、消疼、催眠……爆破弹打入肚子，肠子挂落在外面……包扎、止血、消疼、催眠……坚持了四个小时，还是断了气……药品不够用，连一般的绿药水也没有了。也不知是未能及时运到，还是定额已经用完了，咱们是计划经济。想办法弄了些缴获品，都是进口药。我的药包里永远有二十支日本制的一次性注射器，聚乙烯软包装，摘掉套子便可注射。我国产的“列科尔德”注射器，垫纸被磨损后，就变成没有消毒的注射器了，一半不能注射，也不能抽血，成了废品。我国的瓶装代血浆容量为半升，抢救一位重伤员需要两升，也就是四瓶。在战场上举着胶皮气管能待一个小时吗？这是办不到的。你又能背上几瓶呢？意大利人采取什么办法？他们的聚乙烯袋容量一升，你就是穿着皮靴跳起来踩它，也不会破。还有，普通的苏联消毒药布包装极次，包装的重量甚至超过药布本身。而进口的呢……泰国的，澳大利亚的，不知为什么就又薄又白，我们根本就没有弹性药布。我们使用的夹板也是缴获来的……法国的，德国的……而我们国产的夹板呢？简直是滑雪板，而不是医疗器材。你随身能携带几条？我曾经用过英国造的，分别用在前肩、膝盖、腰部，有拉链，可充气。把手伸进去就可以拉上，断的骨头就固定住了，运输时还可以防震。九年来，我国没有开发任何新产品。药布和原来的一样，夹板也是原来的那种。苏联士兵是最廉价的士兵，也最耐用。1941年如此，五十年后仍然如此，为什么？别人向你开枪，而不是你朝他们开枪，那是可怕的。如果经常想这些事，就可以活下来。我从来没坐过第一辆和最后一辆装甲输送车，从来不把双腿伸进舱口，最好让它们在装甲钢板外边吊着，免得爆炸时被炸断。我总是随身带着能抑制恐惧感的德国药片，可是没人用过。战场上很少有像苏联士兵这样的。他们自己搞鞋子穿，自己找衣服穿，自己找食物吃。我国生产的装甲坎肩抬不动，而美国造的装甲坎肩没有一点铁的东西，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子弹穿不透的材料，用“马卡洛夫”牌手枪近射也打不穿，用自动步枪在一百米内才能打穿。美国睡袋是1949年样式的，天鹅绒，非常轻。我国的棉袄最少有七公斤重。我们从击毙的雇佣兵身上扒下上衣、长檐帽、中国裤子，中国裤子不勒股沟。什么都要，连裤衩也要，因为裤衩不够用，还有袜子，旅游鞋。我弄到一个小手电筒，一把匕首。我们猎野羊，凡是离群五米的羊都算是野羊。有时也以物换物，用两公斤茶叶可以换一只羊，茶叶是缴获的。从火线上还能带回一些钱来——阿币，谁官大，谁就从我们手中抢走。他们当着我们的面就把钱分了，不回避，不躲躲藏藏。你要是把阿币塞进弹壳里，上边撒点火药，或许能留下两张。有的人想喝醉，有的人想活命，有的人盼望获奖，我也想获奖。在苏联国内见了面，人家会问：“喏，你得了什么？怎么，司务长，你只管过军需？”我为自己的轻信感到委屈。政治部副主任让我们接受的是他们早已弄清楚，自己也不相信的事。回国前，政治部副主任叮嘱我们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不能讲阵亡的人，因为我国军队既庞大又强大。关于条令规定之外的关系也不能扩散，因为我国军队既庞大又强大，道德也是健康的。照片要撕碎，底片要销毁。我们在这边没有射击，没有轰炸，没有下毒，没有爆破，我们是庞大的、强大的、道德健康的军队。海关把我们携带的各种礼品都没收了：化妆品、头巾、手表……“弟兄们，禁止携带这些东西。”没收的东西根本不登记，其实成了他们捞的外快。春天的绿叶真香啊！姑娘们身穿薄薄的连衣裙走在路上……脑海里闪现出斯维特卡·阿弗什卡，然后又消逝了（我不记得她的姓了，大家都叫她阿弗什卡）。她到达喀布尔的，就和一个士兵睡了一夜，得了一百阿币。后来她弄清楚了行情，两周以后，她收费三千阿币，士兵付不起。“保尔·柯察金”到哪里去了？他的本名叫安德烈·柯察金，因为他姓柯察金，所以便叫他“保尔·柯察金”了。“保尔，你瞧瞧，多么漂亮的姑娘！”保尔·安德烈有个女友，她把自己的结婚照给他寄来了。我们一夜一夜地陪着他，怕他出事。有一天早晨，他把照片挂在山岩上，然后用机关枪把它打得粉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每夜都能听见他在哭泣。“保尔，你瞧，多么漂亮的姑娘！”我在火车上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们准备出发去打仗。萨沙·克里夫佐夫问道：“为什么你只有三百五十发子弹，而不是四百发？”“因为我这儿装着药。”他沉默片刻，又问了一句：“你能够打死那个阿富汗姑娘吗？”“哪一个？”“就是那个让我们中了埋伏的姑娘。你还记得吧，咱们牺牲了四个人的那次？”“我不知道，也许不会把她打死。我在托儿所和小学时，大家就都说我喜欢女孩，因为我总是保护女孩子们。你能打死她吗？”“我感到羞耻……”他没有把话说完，不知他为什么感到羞耻，这时我醒了。到了家里，萨沙母亲的电报已经在等我了：“速来，萨沙已阵亡。”“萨沙，”我来到墓地，“毕业考试时，回答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问题，我对资产阶级多元论进行了批判，因而得了五分，我为此感到羞耻……在这之后，人民代表大会上说这场战争是我们的耻辱，向我们颁发了‘国际主义军人’纪念章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表彰状，为此我感到羞耻。”萨沙，你在那边，我在这里……——一位司务长，侦察连卫生指导员我的小太阳我的孩子是个小个头，出生时只有两公斤，很小，像个姑娘，长大后也很小。我搂着他说：“你是我的小太阳。”除了蜘蛛以外，他什么也不怕。那年他刚满四岁，我们给他买了一件新大衣。有一次，他从街上回来，我把他脱下来的大衣挂在衣架上，后来我在厨房里听到啪嗒啪嗒的声音。我跑了出来，只见门厅到处是青蛙，青蛙是从他的大衣兜里跳出来的。他把青蛙捉起来：“妈咪，别怕，青蛙可善良了。”然后他又把青蛙装进大衣兜。“你是我的小太阳啊！”他喜欢打仗的玩具。我们送给他的玩具有坦克、冲锋枪、手枪，他把枪挂在身上，昂首阔步满屋子走来走去。“我是兵……我是兵……”“你是我的小太阳哟……你玩点儿和平的玩具吧。”“我是兵……我是兵……”他该上小学一年级了，到处买不到适合他穿的衣服，每一件都嫌大。“你是我的小太阳啊！”他应征入伍。我祈祷上帝，不是别把他打死，而是不要有人打他。我怕比他力气大的孩子们会欺负他，他太小了。我听说，有人被逼着用自己的牙刷清洗马桶，给别人洗裤衩。我真怕这些事。他来信要求：“把你们的照片都给我寄来，妈妈的、爸爸的、妹妹的，我要动身了……”信里没有写他到哪儿去。两个月以后，他从阿富汗寄来一封信：“妈妈，您别哭，我们的装甲非常牢固。”你是我的小太阳啊……我们的装甲非常牢固。我已经开始等他回家了，再过一个月他的服役期就满了。我给他买了小衬衫、小围巾、小皮鞋，这些东西现在都放在柜子里，哪怕下葬时让我给他穿上呢。我会亲手给他穿上，可是就是不让开棺……我真想再看一眼我的小儿子，再摸摸他……他们是不是给他找到了合身的制服？他躺在棺材里，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呀？头一个来到家里的是军委会的一位大尉：“请您保重，大娘……”“我儿子在哪里？”“在这儿，在明斯克，马上就会把他运回来。”我一下子坐在地上了：“你是我的小太阳啊！”我站起来，举着双拳扑向大尉：“为什么你活着，可是我的儿子却不在了？你这么壮，这么有力，他那么小……你是个大男人，他还是个小孩子……为什么你活着？！”他们把棺材运来了，我敲打着棺材：“你是我的小太阳！你是我的小太阳啊……”我现在常到他的坟上去，扑在墓碑上，搂住它：“你是我的小太阳啊！”——一位母亲如今我什么也不信了抓一把故乡的土，装在衣兜里——在火车上我产生了这么一种感情……我们中间当然也有胆小鬼。有个小伙子，检查视力时审批委员会没有通过，他兴高采烈地跳着出来：“真走运！”跟在他后边的是另一个小伙子，他也没有通过。这个小伙子差点哭了：“我有什么脸回自己的部队呀？那里为我举行了两个星期的欢送会。如果发现我有胃癌还说得过去，结果是牙病。”他穿着裤衩冲到将军面前：“只因为我牙有毛病就不要我，那么让他们把我的那颗牙拔掉就是了！”在学校里，我的地理课是五分。我闭上眼睛想象，山峦、猿猴，我们晒太阳，吃香蕉……而实际情况是这样：我们坐在坦克上，一身军大衣，一架机枪朝右，一架机枪朝左，后边的一辆坦克上机枪朝后，所有炮眼都开着，自动步枪从炮眼里伸向外边，坦克活像一只铁刺猬。路上遇见了我们的两辆装甲输送车，小伙子们坐在车上，穿着白色条纹汗衫，戴着巴拿马帽。他们望着我们，笑得东倒西歪。我看见一个被击毙的雇佣兵，受到很大震动。那个小伙子锻炼得像个大力士。我进了山，不知道应该怎么踩着石头走路，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先迈左脚。背着电话机爬十米高的山崖……一听到爆炸声就闭上嘴，其实应当张开嘴，否则鼓膜会被震破。他们给我们分发了防毒面具，头一天，我们就把防毒面具扔了，“杜赫”们没有化学武器。我们把钢盔也卖了，它戴在头上是多余的负担，而且像炒勺似的烫人。我有一个问题：从哪儿能再偷一个装满子弹的角状子弹盒。他们发给我们四个，第五个是用第一次领到的军饷从同志那儿买的，第六个是别人送给我的。作战时要留下最后一个角状子弹盒和最后一颗子弹。——这是为自己准备的，必要时对准自己的牙齿来一枪。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可是却用铁蒺藜把我们给圈了起来：“弟兄们，不能到那儿去，不要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因为已经为宣传工作派来了专门人才。”不信任我们，真让人气恼。我和一个阿富汗商人说：“你过去的生活方法不对，我们现在教会你，我们来建设社会主义。”他微微一笑：“革命前我做生意，现在照样做生意。你回家去吧！这是我们的山。我们自己知道怎么办……”在喀布尔市里，妇女们向我们的坦克扔木棍、石头，小孩子们骂娘，不带口音：“俄国人，滚回家吧！”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对方用火箭筒朝我们射击，我及时端起了机枪，这一次救了我的命。子弹向前胸飞来，打穿了我的一只手，弹片刺入另一只手。我还记得，那是一种软绵绵的、舒服的感觉，一点也不疼……我还听到有人在我头上喊了一声：“射击！射击！”我扣扳机，可是机枪不响，我一看，我的一只手耷拉着，流满了鲜血。我还以为自己在用手指扣扳机，其实我已经没有手指了……我还没丧失意识，和大家一起从坦克里爬了出来，有人给我缠上了止血带。必须往前走，我迈了两步就昏倒了，我流了大约有1.5升血。我听见有人在喊：“我们要被包围起来了……”有人说：“必须把他甩掉，否则我们都得完蛋。”我央求道：“开枪把我打死吧……”有个小伙子马上走开了，另一个小伙子拉了一下自动步枪，但他的动作很慢。慢的时候，子弹可能会卡住。子弹果然卡住了，他把自动步枪扔掉了：“我下不了手！给你，自己动手吧……”我把自动步枪挪到身边，可是一只手怎么也不行。我很走运，不远处有个小沟，我躲在沟里的一块石头后边。“杜什曼”从旁边走过去，没有发现我。我心想：一旦被他们发现，就得用什么东西把自己打死。我摸到一块大石头，挪到自己身边，比画了一下……早晨，我们的人发现了我。昨晚逃走的那两个人，用短呢衣把我抬回去了。我明白了，他们怕我把实情讲出来，其实我已经无所谓了。到了军医院，有人马上把我抬上手术台。外科医生走到跟前：“截肢……”我醒过来，发现缺了一条胳膊……躺在军医院里的人什么样的都有，少一条胳膊的，少两条胳膊的，缺腿的。大家都在偷偷地哭泣，有时借酒浇愁。我开始学习用左手使用铅笔……我回家后去看望姥爷，再没有别的亲人了。姥姥哭个没完，心爱的外孙缺了一条胳膊。姥爷对她喊了一声：“你不懂党的政策！”熟人见了面，便问：“带回羊皮短衣了吗？带回日本录音机了吗？什么也没带回来……难道你这也算去了一趟阿富汗？”我应当带一支自动步枪回来！我开始寻找自己的弟兄们。他们到过那边，我也到过那边，我们有共同语言，我们相互理解。校长找我谈话：“我们录取了你，你的成绩是三分，我们给你发助学金。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在公墓里聚会？这是闹事……”不许我们聚会，怕我们。如果我们组织起来，就会为自己的权利而战。他们应当分给我们住房，我们要他们援助长眠在坟墓中的小伙子的母亲，我们还要求他们树立墓碑，把坟墓用栏杆围起来。请告诉我，谁需要这些呢？有人劝我们：“弟兄们，不要大肆传播所发生的事和你们所见到的一切，那是国家机密！”十万士兵驻扎在另一个国家——那是机密。甚至喀布尔有多么炎热的天气也是机密……战争不会使人变好，只能变坏。反正都是一样。我永远不会回到参战前的那一天了，不会成为战争前的那个人了。我见过有人用兑换券，从医务人员手中购买黄疸病病号的两杯尿，他喝下去，病了，医务委员会让他病退。我见过有人怎样用枪打掉自己的手指头，怎样用雷管、用机枪的闭锁机让自己残废。我还见过有人怎样用一架飞机同时把锌皮包的棺材，还有装满皮毛、牛仔裤、女人裤衩，以及中国茶叶的箱子运回国去……见过这些以后，我还怎么能变好呢？过去一提到祖国，我的嘴唇就会发抖。如今我什么也不相信了。为什么而斗争，为什么斗争呢？和谁斗争？让我把这些话讲给谁听呢？让我们打仗，我们打了。喏，这就行了。也许是为我们的某种事业去打仗？现在各家报纸都说：一切都正确。以后也正确。与此同时，又开始说我们是杀人犯。相信谁呢？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谁也不相信了。报纸？我现在不看报，甚至不订报。今天这么写，明天又那么写，哪有真理？我不知道。不过，我有朋友，我相信一个、两个、三个朋友，他们干什么我都信得过。其他人，我谁也不相信。我在这儿已经六年了，我什么都见过了……发给我一张残废军人证书——享受优待吧！我走向为参加过战争的人准备的专用窗口：“毛孩子，往哪儿挤？你走错地方了。”我咬紧牙关，一声没吭。我听到背后有人在说：“我保卫过祖国，可这个小子……”不认识的人问：“你的胳膊呢？”“喝醉酒，摔倒在电火车下边，压断了……”他们相信，还表示惋惜……不久前，我在作家瓦连京·皮库里的长篇小说《我有幸》中读到这么一段话：“现在（指1905年俄日战争可耻的结局）很多军官申请退伍，因为不管他们出现在哪里，都会遭到鄙视和嘲笑。事情发展到军官连穿军服都感到丢脸，所以他们总是尽量穿便服露面。军人里甚至连严重伤残的瘸子，都引不起人们的怜悯。如果没有腿的乞丐说，他的腿是在涅瓦大街和铸造大街拐角处被电车压断的，说他们与在沈阳和辽阳的战役毫无关系，那么施舍给他们的钱还要更多些。”再过不久，关于我们也会这么写了……我觉得，现在我甚至可以考虑换一个祖国，离开此地……——一位通信兵忘掉你曾有过两条腿我是自己申请的，总想参加这场战争，觉得有意思。我躺在床上，心里想象着那边的情景。我想知道，如果我有一个苹果，有两个朋友，我饿，他们也饿，我把这个苹果给了他们，我会有怎样的感受?我以为在那边，大家和睦相处，人人都是兄弟。所以我才想到那边去。我下了飞机，瞪圆眼睛望着群山，一个退役的小伙子捅了一下我的腰（他已经准备飞回苏联了）：“把皮带给我。”“什么？”皮带是我从外国人手里买来的。“浑蛋！反正会从你手中收走。”头一天皮带就被收走了。我还以为“阿富汗——大家都和睦相处”是真的呢！白痴！新兵不过是一件物品罢了。夜里可以把他叫醒，用椅子、用棍棒、用拳头打他，用脚踢他。白天可以在厕所里揍他，把他打个半死不活，抢走他的旅行包、猪肉罐头、饼干（谁有就抢谁的，谁带来了就要谁的）……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这儿的娱乐就是按恃强凌弱的法则存在。“小黄雀，给我洗洗袜子。”这还算客气。有的人会说：“喂，小黄雀，给我把袜子舔干净了。好好地舔一舔，让大家都能看见。”温度高达七十摄氏度，走在路上晃晃悠悠。怎么欺负你都可以，可是打起仗来，这群“爷爷兵”冲在前边，掩护我们，搭救我们，这也是真事。但一回到兵营：“喂，小黄雀，给我舔舔袜子……”这些比第一次参加作战还可怕……第一次参战还蛮有意思，好像在看电影。我在电影里见过几百次冲锋陷阵的场面，原来那都是在胡编滥造。他们不是步行前进，而是奔跑，而且不是弓着身子、姿势很美地碎步跑，他们是在拼命地奔跑，运足气力，像疯子，像发疯的兔子转来转去地奔跑。我过去爱看红场阅兵式，爱看那些武器装备从眼前经过。现在我明白了，以此夸耀是不合适的。我现在的感觉是快把这些坦克、装甲输送车、自动步枪放回原地，加上护套，越快越好。最好是让所有在阿富汗战争中装上假肢的人，在红场上走一趟……像我这样，两条腿从腰部以下被截的人……如果从膝盖以下截肢，那该多幸运呀！那我就是个幸福的人了。我羡慕只从膝盖以下截肢的人……包扎之后，我蠕动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假肢，突然变得这么小了。我躺在那里，穿着泳裤和空降队员的海魂衫，海魂衫那么大，和我的身体一样长。一开始，我不让任何人来看我，我一句话也不说。哪怕留下一条腿也好啊，现在连一条腿也没有了。最难做到的，就是要忘掉你曾经有过两条腿……四堵墙壁可以选择有窗户的那一面啊……我对母亲下了最后通牒：“您要再哭，就别来了。”我在那边最担心的是被打死，把我的尸首运回家，那样母亲会痛哭。每次战役之后，我们可怜伤员，但不可怜死者，而是可怜他的母亲。在军医院里，我本想对护理员说声“谢谢”，可是说不出来，连这样的话都忘了。“想不想再去阿富汗一次？”“想啊。”“为什么？”“在那边，朋友是朋友，敌人是敌人。可是在这儿，我常常问自己：我的朋友为何阵亡？为这些脑满肠肥的投机商？这儿的一切都不对头，我总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我在学习走路。走在路上，后边有人催我，我摔倒了。我命令自己：“保持镇静。第一道命令，翻过身，用手撑住；第二道命令，起立，向前走。”头几个月不像走路，更像爬行。我在爬行。这是那边最鲜明的画面：长着一副俄罗斯面孔的黑小子，那边这样的人很多。要知道，从1979年起我们就在那边了……七年呀……我还会到那边去的，一定去！如果两条腿不是从腰部以下被截的话，如果只是从膝盖以下截肢的话……——一位迫击炮手人死的时候完全不像电影里那样我曾经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去？”我能讲出一百条理由来，但主要的答案在这首诗里，不过我已不记得是谁写的了：世上有两件东西，好像同一个：第一是女人，第二是美酒。比酒更甘美、比女人更香甜的，对男人来说，是战争。我曾经羡慕那些到过阿富汗的同事，认为他们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和平的年代怎能学到？我在一座市立大医院里当外科医生，已经十年了。送来的第一批伤员，我一看，差点儿被吓疯了。一堆肉，没有胳膊，没有腿，还在喘气，就连病态虐待狂影片里也看不到这种惨状！我在那边做的种种手术，在苏联无法想象。年纪轻轻的女护士们受不了。有的哭，连说话都变得结结巴巴了，有的哈哈大笑，笑个没完。有位女护士站在那儿，一直傻笑。这些护士都被送回国了。人死的时候，完全不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双手一扬，倒下去了。实际情况是：子弹击中头颅，脑浆四溅，中枪的人带着脑浆奔跑，能跑上半公里，一边跑一边抓脑浆。这是想象不出来的，他会一直跑到断气为止。与其看到他那种样子，听他抽泣、哀求速死，想早些摆脱痛苦，真不如让他开枪打死自己轻松些，如果他身上还剩下一点儿气力的话。另一个躺着，恐惧悄悄地攫住了他的心，他的心开始打鼓，他大喊大叫……检验一下他的脉搏，跳得正常，于是你放心了。可是脑子在等待那个人体弱力竭……不等你离开病床，这个娃娃兵已经不在人世了……这类往事一年半载是忘不掉的。等到这些娃娃兵长大以后，他们会再次经历这一切，他们的看法也会改变，不过我的观点已经改变不了。我父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名飞行员，他什么也没有讲过。他觉得一切都像日常的事，可我却弄不懂。现在只要提个醒，暗示一下就够了。昨天我看报上说：某人自卫到最后一颗子弹，他最后一个开枪把自己打死了。把自己打死了，这是什么意思？战场上的问题明摆着，或是你把他打死，或是他把你打死。很明显，你应该留下来。大家都撤走了，只有你在掩护他们，不管你是接受命令，还是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你一定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死路。我深信，在那一瞬间，心理上不难承担这种行为。在那种情况下，自杀被看成是正常的事，很多人都能那么做，以后人们会把他们称为英雄。在日常生活中，自杀者被视为不正常的人。当年公墓里甚至不允许把自杀的人和大家安葬在一起……报纸上的两行字，弄得你一夜不能合眼，把你心里的一切都翻腾起来了。凡是到过那边的人，都不愿意再去打仗了。硬说树上长着能吃的肉，这话骗不了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天真无邪，残酷无情，爱妻子爱孩子，或者不爱妻子不爱孩子，反正我们都杀过人。我在国外部队里了解到了自己的地位，但我一点也不后悔。现在大家都在谈论负罪感，我没有负罪感，有罪的是那些派我们到那边去的人。我高高兴兴地穿着阿富汗的作战军装，觉得自己穿上这种军装就是个男子汉。妇女们赞叹不已！有一天，我穿着阿富汗作战军装进了一家餐馆。服务员盯着我，我等着她说话。“怎么，看我穿的军装不妥？喂，给心灵烧焦了的人让出一条路来……”看谁敢说不喜欢我的野战军装，看谁敢吭一声。不知为什么，我在寻找这么一个人……——一位军医你们不要叫我儿子的名字我先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出生前，丈夫对我说，是男是女都一样，最好是个女儿，然后她再有个小弟弟，她会给弟弟系鞋带。情况果然如此……丈夫往医院打电话，我回答说：“女儿。”“好，就要两个女儿。”这时，他们告诉了他真情：“您得了个儿子……儿子！”“谢谢！谢谢你们！”他为自己有了儿子表示谢意。……第二天……女护士给母亲们送来了自己的婴儿，就是没有我的。谁也不说什么。我开始哭，身上发烧。女医生来了。“年轻的妈妈，您伤心什么？您的儿子真是健壮。他还在睡觉，怎么也不醒。他还不饿，您别着急。”她把婴儿抱来了，打开襁褓，他还在睡。我的心放下了。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字呢？想从三个名字中选一个：萨沙，阿廖沙，米沙。三个名字我都喜欢。女儿塔涅奇卡跟父亲一起来看我，她说：“我抽了一个签……”什么“签”？原来他们做了几个签，扔在帽子里，然后抽签。两次抽出来的都是“萨沙”，他的名字是塔涅奇卡选定的。儿子生下来很重，四公斤半，身长六十公分。我记得他十个月就会走路了，一岁半就能说话了，可是一直到三岁，他还发不清楚P和C的音。他第一次看见大海，就叫起来：“我不是妈妈生的，是海浪把我抛上岸的……”他五岁那年，我送给他第一本相簿。他一共有四本：儿时的、小学的、军校时的和“阿富汗”时期的（里边只有他寄来的三张照片）。女儿也有自己的影集，他们俩我都单独给了。我爱家，爱孩子。我还给他们写诗：从春天的积雪下，雪莲冒出了嫩尖。正是满园春色时，我的儿子来到了人间。过去我在学校时，学生都喜欢我，我那时也总是欢欢喜喜……儿子爱玩“哥萨克抓强盗”的游戏，爱说：“我是勇敢的人。”那时他才五岁，塔涅奇卡已经九岁了。我们乘船顺着伏尔加河旅游，下了轮船，从码头到姥姥家，约有半公里路。萨沙站着不走。“我不走。抱着我去吧！”“你这么大了，还要人抱着你？！”“反正我不走路。”他就是不走。后来我们总跟他提起这件事。他在幼儿园时喜欢跳舞。他有一条红色的灯笼裤，他穿着这条裤子照相，那些相片还保留着。八年级以前，他集邮，集邮册现在还保留着，后来他又收集各种各样的纪念章。他还喜欢音乐，现在还保留着几盒录音带，都是他喜欢的歌曲。他少年时代一直想成为音乐家。但看来他是天生的军人，继承了军人父亲的一切。我们始终住在军人市镇里：他和士兵一起喝粥，擦洗汽车，谁也没有对他说过一个“不”字。当他把证件寄给军事学校时，大家都说：“好孩子，你将保卫我们的祖国。”他的学习成绩优良，中学时就一直是积极分子，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军事学校，领导还给我们寄来过感谢状。1985年，萨沙在阿富汗……我们为他骄傲——他参加了战争。我向我的学生们讲述萨沙的事，还有他的朋友们的事。我们盼望他休假时回家来……搬到明斯克市以前，我们住在各地的军人市镇，并养成了一种习惯：在家里从来不锁门。他没有按门铃，进屋便说：“你们找过修理电视机的师傅吗？”他和朋友们从喀布尔飞到塔什干，在那儿买到了到顿涅茨克的机票，没有更近的飞机场了，然后从顿涅茨克（当时明斯克不接受转机）飞往维尔纽斯。在维尔纽斯要等三小时的火车，他们嫌时间太长，认为离家只有两百公里，家已近在眼前，就租了一辆汽车。他晒得黝黑，瘦削，只有牙闪着白光。“我的好儿子呀，”我哭了，“你好瘦呀！”“妈妈，”他抱起我来，满屋子转悠。“我活着！我活着！妈妈，您明白吗？我活着！”两天以后是新年。他把礼品藏在枞树下，他买给我一条大围巾，黑色的。“好儿子，你怎么选了一条黑色的？”“妈妈，那边什么颜色的都有，可是轮到我买时，就只剩下黑色的了。您瞧瞧，您围上很合适……”我围着这条头巾埋葬了他，两年里我再也没有摘掉。他一向喜欢干些意想不到的事，说那是“意外的小礼物”。他和姐姐小的时候，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天，我和他们的父亲回到家里，发现他俩都不在。我到邻居家去找，到街上去找，哪儿也找不到姐弟，谁也没有见到他俩。我大叫起来，急得直哭！这时，装电视机的箱子盖突然掀开了（我们买了一台电视机，还没有来得及把箱子扔掉），从箱子里钻出我们的这双儿女：“妈咪，您哭什么？”原来他们已经铺好餐桌，烧好茶水，左等右等，不见我们回来，萨沙就想藏在箱子里，给我们一个“意外的小礼物”。结果他们藏在里面，睡着了。他性格温柔，男孩子像他这么温柔的不多。他总是亲吻我，拥抱我：“妈咪……好妈咪……”从阿富汗回来后，他变得更温柔了，家里的一切他都喜欢。有时，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谁也看不见。他夜里有时跳下床来，在屋里踱来踱去。有一次，他叫喊着醒了：“火光！火光！……妈咪，有人在开枪……”还有一次，夜里我听到有人在哭。我们家谁会哭呢？没有小孩子了。推开他房间的门，他正用双手抱着头在哭……“乖儿子，你哭什么？”“太可怕了，妈妈。”然后他再不说话了，既不对父亲说，也不对我说。他和往常一样走了。我给他烤了一提包核桃饼干，这是他爱吃的点心，整整一提包，让他能请大家都尝一尝。他们在那边想吃家乡的东西……第二次，他还是过年时回的家，开始是等他夏天回来。他在信里说：“妈妈，尽量多做些糖煮水果，多做些果酱，我回来要把它们吃光喝净。”从8月拖到9月，他在信里说想到森林里去玩玩，想采集香菌，可是他没有回来。11月过节时，也不见他回来。我们收到他的来信，他说：“我还是过新年时回来吧，你们认为是否更合适？有小圣诞树，12月爸爸过生日，妈妈的生日是1月……”12月31日，我整天留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在这之前，我收到一封信：“妈妈，我提前向您订制黑果馅饼、樱桃馅饼和奶渣馅饼。”丈夫下班回来后，我决定让他在家中等儿子，自己到商场去一趟，买一把吉他。早晨我刚刚收到一张明信片，说吉他已经开始有卖的了。萨沙要求过：别买贵的，买个普通的，能在大院里弹弹就行。我从商场回来，他已经到家了。“哎呀，我的宝贝儿子，我没能等到你！”他看见了吉他：“多么漂亮的吉他！”他满屋跳了起来：“我到家了，家里多好啊！咱们家大门口的味道都不一般。”他说我们的城市是最漂亮的，街道是最漂亮的，楼是最漂亮的，院里的槐树是最漂亮的，他爱这栋楼。可是现在我们住在这栋楼里太难过了，什么东西都让人想起萨沙，要想离开也难，他当年爱这里的一切。这次他回来后变了样。不仅仅是我，家里人都发现了这一点，连他的朋友们也发现了。他对朋友们说：“你们多幸福！你们都想象不出自己多么幸福！你们天天都像在过节。”我在理发店做了新发型，回到家里，他很喜欢：“妈妈，您永远留这种发型吧，您真美！”“我的好儿子，天天做这种发型，需要很多钱。”“我带回钱来了，都给你们，我不用钱。”有个朋友生了一个儿子，我还记得他带着一种什么样的表情恳求：“让我抱一抱。”假期快结束时他牙疼，他从小就怕看牙。我拽着他的手，把他拖到卫生所去。我们坐在那里，等着叫号，我看到他吓得脸上直冒汗。电视里转播阿富汗的事情时，他就到另一个房间去。临行前一个月，他的眼里流露出忧伤的神情，也许这也是我现在的状态？可当时我是幸福的，儿子三十岁当了少校，是佩戴着红星勋章回来的。在机场，我望着他都不敢相信，难道这个英俊的青年军官是我的儿子？我为他自豪。过了一个月，他来了一封信。他向父亲祝贺苏联建军节，感谢我给他做的香菇馅饼。这封信之后，我不知出了什么事，睡不着觉。我翻来覆去，躺到早晨5点，眼睛还睁着。3月4日，我做了一个梦：茫茫一片原野，到处都有爆炸的白光……有什么东西在燃烧……升起一条条长长的白色烟雾……我的萨沙在奔跑，在奔跑，疯狂地奔跑……他无处躲藏……这儿冒了一股烟，那儿冒了一股烟……我跟在他后边……像当年在农村，那次我们遇上了雷雨……我用自己的身躯遮住了他，他在我怀里，像只小老鼠似的悄悄蠕动：“妈咪，救救我吧！”可是这次我没能追上他……他长得那么高，他的步子那么大……我拼命地跑……我的心要爆炸了……可就是追不上他……大门响了一声，丈夫进了屋，我和女儿正坐在沙发上。他穿着皮鞋、大衣，戴着帽子，穿过屋子，径直走到我们面前。他从来不是这个样子，他一向规规矩矩，因为他一辈子在部队里，他办什么都讲纪律。他走过来，在我们面前，双膝跪下：“我们家发生了不幸……”这时我发现门厅里还有一些人，女护士，军委会的人，我们学校的教师们，我丈夫的熟人们……相继走了进来。“萨沙，我的宝贝儿子呀！”三年过去了……可是至今我们仍然不敢打开他的皮箱……那里装着萨沙的东西，是和棺材一起运回来的，我觉得那里有萨沙的气息……十五枚弹片一下子都打在了他身上，他只来得及说一句：“妈妈，我疼。”为什么？为什么是他？那么乖的孩子，那么善良。他怎么会不在了？这些念头在慢慢地杀死我。我知道，我快死了，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我去找人们谈话，我强迫自己去见大家……我和萨沙，和他的名字一起，我讲他的情况……我在工学院做过报告，有位女大学生走到我面前，说：“如果当年少给他灌输那些爱国主义的东西，他就不会死了。”听她讲完话，我感到不舒服，昏倒了。我是为了萨沙才去的……他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消失……现在说，那是命运的错误，说谁也不需要那场战争，我们不需要，阿富汗人民也不需要。过去，我憎恨打死萨沙的人，如今我憎恨派他去那边的国家。你们不要叫我儿子的名字，他现在只能是我们的，我不会把他交给任何人……连他的名字也不会交给任何人……——一位母亲我把自己的一生全忘了火光一闪……一片光亮，像光的喷泉，然后什么也没有了……漆黑一片，像是黑夜……我睁开一只眼睛，望着墙壁：我在什么地方？在军医院……接着我摸了摸自己，胳膊还在吗……再往下摸……用手碰了一下……怎么这么快就摸到底了……怎么这么短呀……我明白了：我失去了双腿。我真要发疯，各种可恶的想法都涌入脑海：死亡是比这个病房更好的避难所，还不如粉身碎骨，化为乌有……自己看不见自己，让别人也看不见我……想到这里，突然想不下去了，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我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严重的震伤……我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忘了……我打开自己的身份证，读到自己的姓名……生在什么地方……三十岁……已婚……有两个孩子……都是儿子。现在我需要回忆起大家的长相，一张面孔也记不起来了……第一个来看我的是妈妈。她说：“我是你的妈妈。”她讲述我的童年，学校……甚至讲了一些琐事，我上八年级时穿的是什么大衣。我得过什么分数……我最爱吃的是豌豆汤……我听她讲话，仿佛看见了站在一旁的自己……我在旁观自己……食堂值班的女工在呼唤：“你坐到轮椅上，我送你去，你妻子看你来了……”一个美丽的女人站在病房附近……我看了一眼，她站在那儿，让她站着吧！妻子在哪儿？那个女人就是我的妻子。她讲我们的爱情故事……我们是怎样相识的，我怎样第一次吻了她……婚礼……怎样生了两个儿子……我听她讲，不是在回忆，而是想记住她的话……每当我想回忆什么事，头就疼得要命……看着照片，我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又来了几个人……是我的孩子，又不是我的孩子……本来长得白白胖胖的，现在变得黑黑的了……小孩成了大人……我照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还挺像！我把战争也忘掉了……两年的事全都忘光了……不过，我现在不喜欢冬天……可是我妈说我童年时最喜欢冬天……下雪……孩子们讲起了打仗的事……我好像在看电影……我在想：“我为什么会到那边去？”把娃娃们派到那边去了……而我是军官，是职业军人……是我自己提出的申请……医生们说我的记忆力能够恢复……到那时我就会有两条生命……一条是他们给我讲的，另一条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位直升机驾驶员，大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