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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绾热情地邀约和优厚条件诱惑下，双方很快签署了一份意向契约，约定在“科尼克与鲍尔”公司与原有股东解除股份关系后，他俩立即来柏林与谢绾合资建立印刷机生产工厂。
上一次克莱梅特从伦敦来时带给谢绾的账本上显示，谢绾在英格兰银行的账户上已经足有三千英镑，约合四万塔勒，上一批“谢-德莱塞M1815”针发枪分到他账上四万塔勒，格奈森瑙给他的一万塔勒，扣除买湖畔庄园的一万塔勒，他现在手里有足有八万塔勒，投资一家印刷机厂和报社约为两万塔勒，还是绰绰有余的。
有科尼克和鲍尔这两位成熟的运营者，印刷机厂盈利问题不大；拜伦这家伙虽说是因为丑闻被迫离开伦敦的，但他世袭伯爵的身份还真的挺好使，居然能挂职在英国大使馆，全身心投入报社总编辑工作。有年少成名的大诗人坐镇，报纸内容不成问题，至少比原来只发行几百份的小报质量要好不少。只是这报纸的盈利不能靠神叨叨的拜伦，要靠广告还得费点心思。
但在拜伦把报纸内容理顺之前，谢绾还顾不上广告问题，得先解决另一个肘腋之患。
连续两次风波，他被深深地打上了保王派的烙印，成了维新派眼中钉，这是谢绾从来都不愿意，却一步步背上的锅。他清晰地意识到了这点，联想到去年炸弹袭击容克，被吊死的那两个年轻人，不由得对维新派的疯狂有点怵。想来想去，觉得自己还是要少在公共场合出现，更要加强自己的安保。
在跟自己的直属上司军备处处长，也就是王储沟通过后，以火枪试射的名义，谢绾得到了一个排的兵力。他把这个排分成三个班，一个班驻守湖畔庄园，两个班分工驻守柏林军备商会和柏林火炮制造厂、柏林枪械制造厂、柏林被服制造厂。整排全部装备“谢-德莱塞M1815”针发枪和”威廉四世M1816“军盔。每当谢绾出门的时候，马车后面总跟着至少四名全副武装的龙骑兵，这种部署，竟让谢绾有了一副保王派与维新派交火前线总指挥的样子。
这也让谢绾在保王派当中出了名。尤其是保王派年轻人，把谢绾当成了忠于国王，勤于本职，敢打敢冲的优秀榜样；而保王派的权贵们则暗自窃喜，有这么个招摇的货挡刀，大家都安全很多。这真让谢绾有种哑巴吃黄莲的感觉。
不过，谢绾重视的安保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另一个他想都没想到的问题，倒先出现了。
11月底，克莱梅特来访。他带来了莫兹利最新“研发”的卧式铣床和滚齿机。铣床这种机床，主要用于给工件表面加工平面、沟槽、轮齿、螺纹、花键轴等比较复杂的型面。之前谢绾制造钻床时，用的是车床加工麻花钻，而铣床在这个工作上比车床专业得多；滚齿机则是比铣床更专业的齿轮专用加工机床，目前谢绾还没有生产重型机械，齿轮他还用不上，但莫兹利自己却大量需要齿轮，一方面是机床本身需要，一方面他的工厂是英国海军齿轮的最大供应商。当然这两种机床也是莫兹利抄来的，原来时空中，卧式铣床是标准化生产的创始人，美国人伊莱?惠特尼于1818年发明的，滚齿机则是由莫兹利自己的弟子，被誉为十九世纪最优秀的机械师，约瑟夫?惠特沃斯于1835年发明的——连自己弟子的发明都抄，无耻啊……。
谢绾在认真查看了技术细节之后，提出几点修改意见，心里估摸着论文副本上1835年以前的机床主要类型都被莫兹利抄完了，他要再抄，恐怕只能发明自行车和采矿灯之类的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兴趣。
谈完机床的事，克莱梅特掏出来一封信，信没有落款。谢绾打开看了信，
“……
我国政府驻华全权公使，阿美士德伯爵（注1）7月前往清国访问。阿美士德伯爵此行的任务，旨在敦请清国大皇帝废除公行（注2），多开商埠以自由贸易；也希望向大皇帝解释我国此前在尼泊尔的军事行动。但根据最近收到的使团来信，使团最终因为礼节等问题未能陛见大皇帝。目前阿美士德伯爵滞留在清国，虽然受到礼遇，却即将无功而返。
自去年以来，您与莫兹利?菲德尔商会贸易频繁，双方都获利丰厚，您实在是我所见最开明的清国人，想必深知贸易对一个国家的重大利益。现在清国因微末小事而枉顾重大利益，实在遗憾。
此次去信，目的有二。一来，如果您在清国有人脉可以帮助使团重新陛见大皇帝，那自然是最好；二来，退而求其次，也希望您能给使团一些建议或者帮助。
……”
这封信看起来应该是威灵顿公爵写的，没有落款的原因谢绾心知肚明。
他看到这封信，心都揪了起来。来到这个时代一年多以来，一直没太在意清国问题，现在却这样突兀地摆在了他的面前。对谢绾来说，清国虽然与他血脉相通，却是一个比普鲁士甚至英国更陌生的存在。帮助英国使团重新陛见清国皇帝根本不可能，谢绾只是普鲁士的一名下级军官，跟一些权贵有私交的商人，他没有任何能力去改变这段历史走向；即使有能力改变这种级别的历史，谢绾也很难有冲动去做，那样不仅难度极大，也很可能让自己陷入更加错综复杂的未来。
谢绾非常明白，这次两国外交失败是写在历史中的，它使中英关系又向鸦片战争滑近了一步。作为中国人，他自然希望能避免中国的损失，但相对的，到底什么才是中国的收益呢？鸦片战争的失败，虽然让中国蒙羞，损失了利益，却又是在十九世纪中期让这个老大帝国清醒的唯一方式——很难想象，对这个被一帮固守祖制的文官绑架的国家，除了痛打一顿，杀掉一批顽固分子，还有什么能让这个国家能警醒。可以说，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的失败，就绝不可能有后来的洋务运动。
从这个角度上讲，或许谢绾可以容忍鸦片战争爆发，只是希望战争之后的走向能够像黑船来航刺激日本一样，刺激清国睁眼看世界。但历史给出的答案，却只是一个并不成功的洋务运动。而要改变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走向，难度还远在避免鸦片战争之上。
很可能谢绾做什么都没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历史重复。谢绾出现在这个时代，能做的也就是个缓冲带，尽量减轻一点清国所受到的伤害。
谢绾带着这样矛盾的心情，字斟句酌地给威灵顿公爵回了信，
“……
以我对目前形势的了解，很遗憾我对贵使团的处境也无能为力。
大英帝国为目前世界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对此我深感敬佩。但依我浅见，各国对自由贸易的意义及价值，各有认识不同。清国距欧洲万里之遥，自然需要时日才能理解贵国推动自由贸易互惠互利的初衷。如果将来还有机会，我愿意跟随贵国使团前往清国，以我对清国和贵国的了解，想来使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写到这里，谢绾长叹了一声，又言不由衷地写道，
“清国巨大，国民何止亿兆。两国一旦陷入战争，英国若败，自不待言；即使胜利，也无法动摇清国毫分，反而可能因为失去清国民心而彻底失去这个市场，实在是得不偿失。
此后贵国与清国关系难免有诸多磕绊，若矛盾激化，万望公爵殿下能够劝说贵国国王、议会多给清国一些时间，若将来两国之间面临战争，我也愿意担当清英之间协调使者，以避免两国因细枝末节的问题大动干戈。……”
谢绾也不知道这种虚虚实实的说法到底会不会有效果，但在战争爆发前，英国人确实也不知道清国有多弱，官员有多僵，民心有多散。给他们这样的建议，多少能增加英国人对清国开战的犹豫吧。
谢绾心情沉重地把回信交给克莱梅特。另一种思绪也涌上心头。这之前，他虽然也偶尔有想家的感觉，但一来当年出国留学几年不回家，磨炼出了自我调节的能力，二来人到这个岁数，很多情感已经被现实磨平，所以不以为意。但威灵顿公爵的这封信却让他的思乡之情又突然冒了出来，自己确实应该抽个合适的时间，想办法去一趟清国，在熟悉的土地上也许能找到更多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