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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克虏伯一家，谢绾拜访了埃森的几座煤矿。他着重把视线停留在埃森北部的兰根布拉姆煤矿上。根据谢绾手头论文中的记录，这家煤矿从1772年开始采煤，直到1966年才关停，整整为德意志地区提供了两百年的优质煤炭，煤炭资源相当丰富。
与胖胖的矿主表达了自己想投资的意愿之后，矿主当即表示可以谈谈看。
于是谢绾跟着胖胖的矿主下到矿底，查看生产状况。
这家煤矿于1812年开始使用通风炉（注1），1813年最深坑道里的煤层长度达到了107米，1815年，获得任意建矿权（注2），并使用滑轮矿车运输到鲁尔。
谢绾结合观察结果以及这座煤矿在原来时空的建设走向，简单跟矿主沟通了下可能的发展方向：第一是在回风天井和小矿井之间再打一个深度在十五米左右的矿井，改善现有采煤的工作效率；第二是向煤层新开采区开凿倾斜矿道以提高开采效率；第三是改木制轨道为铁轨道，改用蒸汽机推动矿车，并将轨道延伸到矿道尽头以提高运输效率；第四继续向北开掘煤层以扩大煤产量；第五是开凿排水渠，并用蒸汽机排水。
矿井下非常热，谢绾却看得非常仔细，边走边谈改扩建建议。一旁的矿主抹着头上的汗珠，连连点头，也带着惯性思维为自己的经营问题找借口，
“谢先生对这座煤矿相当了解啊，您的想法我非常赞同。有一些我也曾经有过构思，但目前投资资金不足，市场需求也有限，所以我没动手。”
谢绾也擦了一把汗，回头看看矿井深处，笑嘻嘻地对矿主说，
“既然市场不大，这里的煤只好我自己的炼铁厂用了。这煤矿估值就得低一点，我只是个军备商不是专业矿主，不得不关注投资风险。”
他当然不会错失矿主自己说漏嘴的良机，一定要趁机压矿主的股份出售价格。矿主听到谢绾这么说，觉得自己说错了话，讪笑了一下不再言语。
谢绾这个话其实挺违心的。他清楚地知道，普鲁士即将于明年颁布“新税法”，推行相对较轻的税收和商业政策，取消一切商品进口的禁令；同时废除境内税收和商业关卡，建立统一税制。到那时，这里的煤矿将以低得多的运营成本向整个德意志地区销售，市场扩大十倍不止。
回到地面后，当下两人就兰根布拉姆煤矿投资框架达成了意向契约。总投资三万塔勒，购买包含固定资产和任意建矿权在内的整体资产，三年内分十次注资，谢绾持股40%。除了这个煤矿，谢绾还想在附近买地新建炼焦厂，在克虏伯铸铁厂附近新建枪炮部件生产厂。最好能把从克虏伯铸铁厂到兰根布拉姆煤矿之间道路旁的土地买下一大片来，这样就可以组建一个小的工业区。
但谢绾自己的钱是不够的。科尼克&鲍尔印刷机厂、时报报社、克虏伯铸铁厂，加上这个兰根布拉姆煤矿，总共花出去六万塔勒。资金来来去去，手里还有五万塔勒，每个月入账接近两万塔勒，再买些小厂是够的，但成片的买地就差远了。不过，他手上还有国王中央银行剩下的五、六万塔勒贷款和德莱塞投入的两万塔勒现金。谢绾估算了下，如果首相不愿意推动以政府名义投入，自己的钱购买关键工矿，那七、八万塔勒的资金作为周边投资，在鲁尔区初步建立一个从采煤、进口铁矿砂开始，到炼焦、炼铁、锻造、加工、生产出机械、武器的产业链也够用了。
离开埃森，顺着鲁尔河继续往西，是杜伊斯堡。杜伊斯堡位于莱茵河与鲁尔河交汇处，是鲁尔区的航运门户。应该说从这里开始，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莱茵地区。
由于过去二十年反复易手，加上前几年的大面积饥荒，莱茵地区百业凋敝，民生艰难。在城市之间的荒野中，谢绾甚至遇到过好几次劫匪，幸好是与商队同行，缴纳赎金了事。
越深入莱茵地区腹地，谢绾的感受越深刻。经济的萧条，暗藏着巨大的机遇。此时莱茵地区地价低廉、游民众多，地主们因为治安问题而惶惶不可终日——所有资产都是白菜价，这是大资本进入抄底的绝好时机；但另一方面，工商业荒废、河道淤塞、商路不通、盗匪蜂起、极度缺乏秩序，又严重阻碍工商业发展和资本的进入。工商业创造财富，需要优良的营商环境，但该地区的地方议会明显无法提供这样的环境。这当然不是谢绾这样的工商业者可以解决的问题，却让他隐隐约约有了些可以向普鲁士朝廷提建议的线索。
此时杜伊斯堡虽未像后世一样建成港区，但已经是航运交通要道，外海、内河航运节点。谢绾站在莱茵-鲁尔河河口，看着宽阔的江面，船只虽然不多，但还是看得出航运的价值。看着来往的船只，谢绾仿佛看到了未来从瑞典运来铁矿砂、木材，从这里运走钢铁、机械并从鹿特丹港进入全欧洲市场的壮丽景色。虽然这现在还不现实：一是杜伊斯堡市区离这里还有四公里远，原有河道因废弃已经淤塞，需要拓建一条运河；二是鲁尔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工业区，产业集群还没成型。
谢绾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录一路思考，逻辑逐渐清晰。最后决定就杜伊斯堡港做一份详细的改扩建建议报告，以这一重大基础建设为起点，改善莱茵地区营商环境，并将之提交给国务秘书克勒维茨，算是自己对吸引内阁向柏林军备商会投资的一点诚意。
离开杜伊斯堡顺莱茵河南下，是杜塞尔多夫。
在原来时空，杜塞尔多夫被称为德国时尚之都，也是谢绾比较喜欢的一个城市。可惜这个时代的杜塞尔多夫一点都不时尚，就是个拥挤肮脏的小城镇。但现在的杜塞尔多夫还是有个吸引谢绾的地方——诗人海涅（注3）正生活在这里，只不过他还是个二十岁的少年。
海涅正是在这个年纪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早期诗作：《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还乡集》、《北海集》等组诗，多以个人遭遇和爱情苦恼为主题。心理年龄已经六十岁的谢绾自然不会对这些诗歌有什么感觉，但能见一见历史名人是谢绾在这个糟心的时空中的唯一乐趣。
自从上次偶遇拜伦之后，谢绾突然觉得诗人都是一些好人，虽然有点疯癫，但往往正直、善良，跟他们在一起可以讨论深层的话题，又不用戒备心太强，所以他特别想见一见海涅。
可惜谢绾在杜塞尔多夫打听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海涅家，大概因为这时候他并不出名，而且有个很可能认识他的人，却只低声嘟囔了一句“那个犹太人”就不再搭理谢绾——这是谢绾第一次接触德意志地区反犹太的社会倾向，虽然此时还说不上反犹，只能说“嫌犹”。
找不到海涅，谢绾只好悻悻地返回旅馆，准备休息一晚明天继续向南去科隆。他走进旅馆，看见大堂里没什么人，便在一张空桌旁坐下，向老板要一杯啤酒。老板殷勤地送来啤酒，还问长问短。谢绾反正挺郁闷，就跟老板说了自己找不着一位叫海因里希·海涅的诗人的事。老板也表示不认识这位叫海涅的诗人，不过倒是给谢绾另一条令人兴奋的消息，
“先生，要说诗人的话，我倒是知道另一位大作家就在附近的另一家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