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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的非洲探险浪潮背后所隐藏的，除了工商业者对市场的渴求，还有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所造成对耕地的需求。
在工业高速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和移民政策的带动下，到1846年底，莱茵人口已经达到了一千万出头，其中14%为非德意志人口，工业人口及城镇人口扩张到了60%以上，而真正参与农业的人口不足30%。
虽然莱茵已经普及了初级农业生产机械，但农业人口和耕地的快速减少仍然造成农业总产量增长起伏不定，一些年份还会减产，莱茵不得不从周边国家大量进口土豆和小麦。
这造成了食品价格偶尔会有个小起伏，对工业和海外贸易利润较高的莱茵来说，只是家庭主妇会偶尔到市政厅面前扔几个臭鸡蛋的事，但对周边国家来说，则意味着风险的聚集。
1846年秋季，德意志地区的土豆和谷物收成平均比往年低30％至50％。
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1845年北美土豆疫病疫霉被传染到欧洲。
这种真菌当年就对普鲁士西部省份的田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只是其东部省份因为气候不适宜真菌还并未大规模爆发，这使当年的灾情并没有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但在夏季多雨和冬季温和的爱尔兰，这种真菌引发了著名的大饥荒，五年间饿死了上百万人，另有一百万人被迫离开爱尔兰，总人口下降了25%。
原因之二是，在土豆疫病继续扩散的同时，1846年天气异常恶劣：4月大雨，随后又是持续干旱。除了土豆收成歉收外，德意志地区黑麦和麦田的单产也明显下降，到10月收获季，莱茵的黑麦产量下降了50%，西里西亚地区下降了60%。
由于工业化速度较快，德意志联邦议会很早就意识到粮食供应存在风险，所以成立了关于粮食供应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845/46两年持续对各联邦预警，所以除了符腾堡王国之外的其他各联邦，从1845年起就额外增加了粮食储备。
不过，独立于德意志联邦之外的普鲁士就没这么有章法了。
实际上1846年10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也收到了柏林市议会关于粮食不足的请愿书，威廉一世当时就要求禁止谷物，土豆和酒精的出口。但是，普鲁士内政部长恩斯特·冯·博德施温格却答复道，请愿书是在柏林地方法官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交的，这不符合“流程”。由于这种形式上的“错误”，整件事都被否定掉。
正是由于普鲁士朝廷的官僚作风，1846年到1847年间，普鲁士城市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黑麦的价格翻了一番，土豆的价格到1847年4月翻了三到五倍。此时两公斤土豆要花去大多数柏林人平均每日收入的一半，穷人更是陷入饥饿和营养不良。
粮食短缺不仅造成了食品价格上涨，还动摇了经济基础。
由于粮食短缺，许多家庭从乡下搬到了大城市，但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供过于求进一步压低了柏林的工资，还使工作时间延长到每天17小时，出现了大量童工。
这使市民收入普遍降低，即使是最小的价格波动也足以使粮食短缺升级为严重饥荒。
面对这种粮食危机，普鲁士朝廷连连出昏招。
普鲁士政府在1846年出台了一项法令，规定柏林面包师必须按规定压制面包价格，并且由警察来监视执行。然而警察只能管理价格，却无法管理质量，由此出现大量使用劣质材料或伪造重量来规避法规的情况，黑市也甚嚣尘上。
直到1847年初，普鲁士政府终于意识到大事不好，开始秘密委托国务秘书利德克购买俄罗斯谷物。
然而利德克在农业贸易方面经验不足，购买了质量低劣的商品。谷物到达什切青港口后，已经变质。普鲁士政府不得不用其中还能吃的部分跟大麦和玉米粉混合充当粮食。
种种乱局加剧了粮食短缺之前本就积弊已久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进而打击了工商业信心和资金供给。
1847年，一场金融和工业危机导致柏林纺织和机械工程企业大规模裁员，已经存在大量失业人口的普鲁士雪上加霜。
1847年4月21日上午，差不多同一时间，在柏林外围城区的八个市场爆发了骚乱。
骚乱具体起因多样，但都表现为殴打食品销售商和抢劫食品店铺。
据统计，暴徒总共袭击了四十五家商店，包括三十个面包房和十一个屠宰场。
骚乱在中午蔓延到街道和商店，包括戒备森严的柏林城市宫周围区域和林登大街。
4月21日晚上，叛乱分子开始攻击“具有巨大影响”的目标，比如砸毁教堂窗户以及路灯等公共设施。
盗窃和抢劫随处可见，尤其是针对面包和香肠。但暴徒的行为并不仅仅是出于饥饿。
有时候他们甚至破坏食物，踩踏食物并扔到下水道里；抢劫食品商店时，暴徒还破坏、抢走“家具”和“设备”。
这导致柏林的公众生活陷入停顿，市场空无一人，商店的门窗被封住，剧院和学校也都被迫关闭。
面对突如其来的骚乱，普鲁士政府手忙脚乱，一开始明显低估了动乱的程度。由于骚乱分散在整个城市，柏林守军很快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
威廉一世不愧是军人出身，骚乱爆发当晚，他亲自带着卫队在一线剧院里呆了一晚上。
到4月22日上午，威廉与陆续到齐的军官开会，把柏林分成三个“区”，每个地区都由骑兵和步兵团负责弹压。
即使如此，直到22日午夜左右，骚乱才被军方完全消弭。
这场骚乱给普鲁士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动荡。
包括柏林市长在内多名高官被迫辞职；受损严重的资本家们强烈不满，他们呼吁建立一支更大的警察部队，或者建立一支能够对社会动荡尽早做出反应的民间警备力量。
虽然柏林地方法院批准了资本家的建议，但普鲁士内政部严辞拒绝了这一要求。
理由是这种掌握在自由派手里的民间警力会破坏贵族对军事力量的垄断权。
然而，这种贵族掌控一切的局面也维持不了多久了，“土豆革命”虽然被扑灭，但它点燃了另一个更为巨大的炸药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