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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22章 能臣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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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看经筵礼仪方面的事务都已经讲明,就让在场的人除了孙承宗以外都离开大殿。文华殿只留下君臣二人谈论国事,他们身边用高大的屏风围住以求达到隔音的效果。

    朱由校封闭廉泉闸,强化听觉,这让他能听到百丈之外的细小声音。皇帝要求所有的太监宫女离大殿三尺之外,如有敢靠近的,格杀勿论。

    “孙先生,朕刚才谈经筵的事情,你有什么高见吗?”

    “陛下崇尚简朴,务求实效,有太祖成祖之风,微臣佩服。”

    “说实话,朕不想只是把这经筵用做学习儒家经典,朕有别的想法,”说到这,朱由校顿了一下,牛饮了一杯茶水,“朕希望把经筵作为一个制定国策的事务,一切从简,是只有少数人才能秘密参加的活动。”

    孙承宗听完很吃惊,因为按照儒家治国理论,政治是国家的政治,不是私人的政治,君臣私议必须减到最低限度。朝廷议政时,大臣奏事,言官弹劾,都公开进行,并由史官做记录。在儒家言论里,这样做可以避免大臣惑君,小臣进谗言。

    但是孙承宗毕竟是个干练、有智谋的能臣,他也理解政治舞台少不了黑幕,没有黑幕就没有帝王的神圣,圣上自有苦衷。

    看着老臣沉默的样子,朱由校突然有点担心孙承宗会不会反对,他又解释了一番:

    “孙先生,依朕之见,如今朝堂上人多嘴杂,良莠不齐。古人所说的兼听则明,如今是瞎听则乱。本来是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就被这些嘴皮子功夫厉害的官员搞砸了。那熊廷弼在辽东掌军大有功劳,但却被这些纸上谈兵的文臣搞得灰头土脸,什么都不是了。”

    “陛下所言极是,微臣赞同。微臣为陛下所驱驰,不辞劳苦、凶险。”

    “孙先生不必如此,朕要你做内阁首辅,不是冲锋陷阵的死士。”

    虽然早有预料,但皇帝亲口说这句话,孙承宗心中还是激动万分,兴奋不已。

    “仆有幸为陛下所赏识,仆当效古大臣之风,还威福于圣上,为天下黎民百姓创一个国家昌隆的盛世。”孙承宗再次叩头行礼。

    “先生,不必多礼。”朱由校急忙下来搀他起来,“先生啊,你在当上首辅之前,能否为朕举荐几位贤才啊?”

    “陛下要找什么样的能臣干吏呢?”

    “首先,如今辽事危急,东虏凶猛,朕需要能制造优良火器的专家。其次,朕需要一个了解海上走私的官员。这样的大臣,你能推荐几个吗?”

    “回陛下,通晓西洋技术、擅长火器制造,这样的能人在我大明有不少,仆知道的最厉害的一位是正在天津养病的徐光启。知晓海防,在海上航行过的大臣不多,这最有才能的一位是万历年间被罢官的袁可立。”

    “好,朕知道了。你先回去准备经筵的内容。”

    孙承宗走了之后,朱由校把廉泉闸打开,这道体闸只能封闭半个时辰,超时耳朵会剧痛。在他和孙承宗谈话的时候,没有太监宫女靠近偷听。

    徐光启,是明末的一位大科学家,穿越者是知道的,他马上下诏,令徐光启立刻回京见驾。袁可立,他根本不熟悉,先皇朱常洛在八月十七日,下旨任袁可立为尚宝司司丞。

    尚宝司是掌管宝玺、符牌、印章的机构。让袁可立到这里当官,算是有点福利的闲职。

    皇帝命王安把袁可立的资料找给他,朱由校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吓一跳,袁可立是个不可多得的清官能臣。

    袁可立,字礼卿,号节寰,河南睢州人。

    万历十七年,二十八岁的袁可立考中进士后即被授职苏州府推官。

    就财政税收而言,苏州是当时天下第一大府,推官虽说只有正七品,却担负“理刑名,赞计典”的重责,除主管刑狱、审理案件之外,还参与对辖区官吏每三年一次的政绩考核。

    作为天下富郡的苏州,其实也是一潭“深水”。苏州人一向有好打官司的习俗,任职推官的袁可立,首先要面对的是名目繁多的各类诉讼案件。不仅如此,苏州府吏擅长作假,官僚互相欺骗,要对付这些老奸巨滑的属吏,对初涉官场的袁可立来说并不容易。

    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袁可立显然没被眼前困难吓倒。那些奸滑的胥吏以为袁可立年少可欺,便有意想刁难他,将堆积如山的案牍抱到他面前,等着看他的难堪。没想袁可立拎起笔来,“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书无只字出入”。那些人看得目瞪口呆,自此之后在袁可立面前无不战战兢兢,收形敛迹,再也不敢放肆。在任职推官期间,袁可立平反了大量冤案疑狱,深得百姓好评。

    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千余人,至殃及株连老幼无辜。于是他不惜得罪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数百名无辜百姓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

    当时袁可立奉命汛期巡海,一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席间出赠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审视之,见刀面光洁如玉,精美异常,袁可立致谢后将刀奉还。但凭经验发现这并不是倭刀,而是来源于属国琉球。

    万历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明军上报在崇明县擒获倭船一只,军方指称上有倭寇三十四名,南京为之震动,于六月二十四日上报至京师。并夸大战报说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还有大量物资船械。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迅速坐实结案将人犯处决,推官袁可立在审验时发现没有战俘的任何口供,坚持不可草菅人命。

    袁可立接手时,发现被指倭寇的实际人数只有二十人,且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偶有能语者“皆鸟语不可辩”。袁可立据理力争,主张将人犯缓死暂系吴县监狱。

    重新查验所缴获的物品,竟惊讶地发现三把“倭刀”很是面熟,仔细勘验后发现就是千总在数月前让自己看过的那三把“倭刀”,又被当作“战利品”上报其中。于是顿觉案件大有蹊跷,推翻前案进行重审,马上找来李姓千总对质,但千总盛气凌人,死不承认诬良为寇,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

    十一月二十五日,琉球贡使来中国转至南都,袁可立请他们指认,“倭寇”见贡使至,大哭,贡使一眼就认出这些全都是琉球国良民,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风漂落才不幸被官兵捕来的,贡使所述人数特征完全相合。后来这十八个琉球国民被无罪释放回国与妻子团聚。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国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

    结果上报京城,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神宗御批:“今后沿海地方获有夷人船还要详译真伪,毋得希图功赏枉害远人。”

    万历二十二年冬,袁可立治行报到吏部尚书孙丕扬那里,以政绩第一拟擢升给事中,受到万历帝特别召见。时有吏科都给事中林材者巡苏州,官员们都畏惧他,行跪拜大礼,独袁可立按法定礼节长揖不拜,林材就此怀恨,挟私报复阻遏,当地驻军为袁可立鸣不平汹汹不已,袁可立作长揖平息事端。

    奉命巡视京都西城,有皇帝宠幸的弄臣仗势杀人,百官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将罪行张榜于五都衢。这时便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门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将说者逐出门外,众阉恨之切齿。

    然而,皇帝绕过内阁直接下中旨豁免弄臣。袁可立不给皇帝面子,毅然抗旨将弄臣正法。京师称“真御史”。自袁可立巡城,无论皇亲国戚或朝中大臣,凡贪纵不法,袁可立皆一并弹劾论处。京中万民呼“袁青天”。

    万历二十三年九月,雷震景德门,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袁可立上疏:“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

    袁可立尖锐指出时局之艰危:“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倭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并直接把矛头指向万历皇帝:“郊视不亲,朝讲久废。章奏之批答不时,宫府之赏罚互异,叙迁有转石之艰,征敛有竭泽之怨。是非倒置,贤奸混淆。使忠者含冤,直者抱愤,岂应天之实乎?”

    疏上,神宗大怒。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

    罢官期间,袁可立与文友结联诗社,教化地方。礼贤父老,调停事务,代民请减赋税徭役。与同里大司农李汝华丈量厘清睢州田赋。又于万历四十三年力请大修睢郡城池,自此新旧两城屹立如金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