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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天启十一年的七月，皇帝收到苏州知府传来的消息，说是苏州工人造反，要攻陷衙门，现已经被镇压下去。
事情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内阁首辅却又交上来一封苏州主簿夏允彝的上疏。这篇上疏讲述了与官府对抗者是苏州的踹匠，以及为何大打出手。
苏州的踹匠，是碾布作坊手工工人，多是来自南直隶各州县的失业农民，人数众多，天启十年达到两万余人。他们工价低廉，还受作坊包头的盘剥和压迫，并受官府的严密控制。他们入坊要有保人，被官府编入保甲，白天做工，夜间被关闭在作坊，驻防兵丁昼夜不停地在附近巡察。
踹匠若投河、上吊、自刎，由保人及亲属领回尸体，不得告官。踹匠不堪坊主与官府的压迫，又无家口拖累，不断进行反抗。踹匠反抗的办法就是盗窃坊主家的财物，拿出去私自贩卖。再后来就是举行因为米价上涨，全体踹匠举行大罢工。最终他们和官府大打出手，被指为造反。
朱由校看完之后，就大概相信了夏允彝的奏章。这无非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皇帝决定派出专员去调查，最后再惩罚当地的官员和商人，跟踹匠们讨论一个更合理的价格出来。
夏允彝是个举人，不能从知县干起，他只能从主簿开始自己的仕途。皇帝要视情况给他升官，这说不定又是一个类似于海瑞的人物。
皇帝处理完这些事项，又调转目光，专注于朝鲜事务。
中国属于农耕文明，加之自然环境相对封闭，文明性格偏向于保守内敛。历代中原王朝衣食无忧，缺乏向外扩张的源动力。所以当他们决心突破地理界限去夺取领土时，首要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通商或是获取资源，而是为了满足一个简单目的：保证中原的安全。
所以历代中原王朝的战略原则是：凡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土地，要尽量抓到手里；于国防安全无关痛痒的土地，就并不太在意。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长城情结，也是受交通、信息传播的不通畅，帝国无法有效控制更广阔的国土面积，就自己给自己划了一条国界线。
当初汉朝不惜靡费钜亿凿空西域，占领河西走廊，最强烈的动机，乃是为了从侧翼钳制匈奴，削弱对中原北部的威胁，维护丝绸之路是顺便做的事。
终北宋之世，对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始终耿耿于怀，成为赵匡胤以后所有皇帝的心结。可同样是这批人，却对安南的丧失显得漠不关心。理由也很简单，燕云关系到中原兴衰，安南却是可有可无。
更典型的例子，是台湾岛，虽然与大陆只相隔一个海峡，可古代中国没有来自海洋的威胁，也就没有战略上的急迫需求——因此台湾要一直到明末清初才被中原王朝懒洋洋地收入版图。即便收下来了，还是有大臣屡次上书让台湾军民内迁，觉得这块蛮荒之地无甚价值。一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海洋的藩篱，台湾对中国的战略价值才真正突显出来。
朝鲜半岛是一条西接辽东、东入黄海的狭长半岛，是深入太平洋的一座大陆桥。中原文明的传统战略是以防御为主，它不想借道朝鲜去进攻海洋文明，也不担心有海上的敌人通过朝鲜进入大陆。在工业革命以前，没有一个海洋文明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能力，能威胁到中原王朝的生存。
所以在中原王朝的战略框架中，朝鲜半岛的地位十分尴尬：占了吧，没多大意义；不管吧，又不太好。就像是一块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用。
另一方面，中原王朝的国力虽然远远超过朝鲜，但辽东的气候太过寒冷，前线的屯田一直没搞起来，人口没有得到足够的增长。中原人势力一直都没超过渔猎的女真人和放牧的蒙古人的势力总和。
早期半岛与中原关系史中的政权更迭与领土纷争，与这种尴尬、混乱的战略环境不无关系。一边是“怎么打都打不服”，一边是“怎么打都打不过”，两边都没想明白该拿对方怎么办，陷入打打停停的怪圈。
经过了数百年的磨合、反复与拉锯，一直到了唐王朝，中原与朝鲜半岛才算找准了两者关系的定位。大唐承认朝鲜半岛的独立治权，而新罗王国则称臣事大——所谓的“事大字小”。
这是一个还算不错的解决方案，从此以后，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便被体制化了。朝鲜半岛从此再不用担心来自大国的军事、政治压力，保持着独立发展；而中原帝国则为自己找了一个听话的小弟，可以替自己看守一个不太重要的门户，省了许多麻烦。
穿越者不能接受这个解决方案，他要为后人留福利，解决海权的威胁。
朝鲜在明军发动进攻的第一年就被占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明军的占领，只是控制了朝鲜的每一条主干道与沿线城市，其他地方则成了明军与朝鲜残存官军和民间复国军周旋纠缠的战场，始终无法形成有效控制。明军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在朝鲜半岛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连自己也缠在了里头动弹不得。
袁可立手下的将领刘兴祚，报告说朝鲜到处都是敌人，不管是书生、农夫还是念经的和尚，组成人数不一的队伍，与明军展开殊死战斗。
连续不断的作战，让士卒极其疲惫，厌战情绪也在明军内部开始弥漫。
总督袁可立是个明白人，他严禁部下烧杀抢掠，一定要在没反抗的朝鲜百姓面前把好的形象立起来。这些反抗目前还只是虱子叮咬，难受但无关大局。
难题还在于后勤，朝鲜平原较少，本来出产粮草就有限。由山东水师、京军、辽东军组成的十万士卒的后勤补给全依赖大明朝的供应。朝鲜变成了第二个烧钱的无底洞。
按照惯例，一名明军士卒每日消耗一点五升米，一匹战马每日消耗草料与豆饼三升。袁可立本来想抢光朝鲜城市的储备，结果打开仓库门，他一下就傻眼了。朝鲜官员手里掌握的，都是账面上的数字，战争打得这么大，该烧得烧，该跑得跑，仓库早就见底了。
袁可立再次发挥了他的主观能动性，给没有地的朝鲜农民分地，每月让他们按时到汉人所开的私塾上课，学习汉语，练习书法。他们耕种所得的粮食只要上交两成给军营就行。只要坚持三年，他们就能获得这块地的所有权。
当然了，这个资格目前还仅限于普通的朝鲜农民，如果是身份很高的官员，袁可立还要进一步考察他们的忠诚。
即使如此，也无法迅速地征服朝鲜半岛，袁可立写上疏提出要皇帝直接从中原移民过来。好在袁可立在山东民间百姓中的威望很高，官府在天启九年组织了多达五万贫民，用船送到朝鲜。他们下了船，袁可立就给他们分地和农具，帮助他们盖房子等一应事务。
朝鲜海军所用的龟船是李舜臣留下来的。龟船上左右各装载十二门火炮，船头有两门火炮，船尾有一门火炮，总计二十七门火炮，拥有着极其可怕的集中火力。
然而明军经过更新换代的大战船上可以装载三十几门火炮，其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在一年的时间内就摧毁了朝鲜海军。
当然了，明军也在努力学习龟船的技术。俘获的龟船被送往秦皇岛，数理院的学者纷纷来参观。
龟船用厚木板做成拱顶，挡住船首板、船尾板、底板及肋骨，没有裸露在外的舷板。还在外层木板上钉着许多锐利的尖刺和六角形的甲片防护。这个设计便从根本上杜绝了敌人跳上甲板的威胁。就算跳上来，也进不去船内。
整个龟船的形状是弧形，把这么厚的木板弯曲成一定角度，还要与其他部分保持密合，这在工艺上绝对是个挑战。李舜臣使用的是嵌接法，将外板分成许多短部分，彼此镶嵌，弯出弧度，再用竖板加以固定。
不过和后世想象的不同，龟船上并没有覆盖铁板，因为要制造出覆盖整个龟船表面的铁板，成本实在太高，而且重量也极其惊人。
不用铁板还有一个理由。龟船是要在海上作战，时间一长，铁板必然会发生锈蚀，不堪再用。
在船首竖立的龙头能散发出如雾般的硫磺气体，有效的扰乱敌人的舰队阵型，以及在接近与穿梭在敌舰之间时掩蔽船只自身。同时龙头也足够容纳一门火炮。做为某种形式的心理战，龙头也能惊吓敌人。船前有一具巨大的锚，锚下绘有一张“脸”，被当作是一种撞击工具。与标准的板屋船相同，龟船有两支桅和一对帆。
龟船的船头是一个宽大平面，不是一个减少海水阻力的锐角。这个设计虽然减慢了行进速度，却可以保证在小范围内迅速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