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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大李和小曹在贺总办公室喝了一会儿茶后，去下面拍广告片了。
颜龙没有跟着去，有太多的事，颜龙和贺总都想相互聊聊。
“余总什么时候能回国啊。”颜龙最想聊的是啤酒厂广告之事，但不能太焦急，从午饭开始贺总一直在一起，没见她给谁打过电话，再说关心一下余总也很应该。
“不好说，出去一两个月是经常的事。”贺总安稳的坐在对面，不时地往颜龙杯中加茶。
“公司里的事，都是贺总来负责了？歌舞厅你去管理吗。”
“公司其实也没什么事，生产部门有俩个经理，我主要还是负责销售，余总不在公司时代她签签字。歌舞厅那边有经理，不用经常去。”
“鸿雁公司，是你们俩人开的吧。”贺总随和好说话，颜龙也想多了解些信息。
“我哪来这么多钱。”贺鸿娜笑道：“是南雁她爸爸投的资，把我拉进来一起经营。”
颜龙心想也是，她们俩从小好友，贺鸿娜夫家又有背景，女儿找这样一个朋友共同经营生意，倒是再合适不过。
但贺总接下来的话，出乎颜龙意料。
“南雁爸爸出去的早，哥哥和她靠母亲一人抚养，生活比较清苦，一直到前几年她爸爸寻回家来。”
“余总爸爸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以前不照顾家人。”
贺总没有立即回答，端起茶慢慢的喝了一口，她心里有好友的故事，考虑该不该讲给眼前这位男人听。
颜龙也感觉到话题探入的有点深，他点燃了香烟，缓缓气氛，正准备另辟话题，贺总开口了。
“南雁她爸，是偷渡去国外的，不方便联系家里，既便联系上了，没钱也帮不了家里什么。”
七八十年代，W市人偷渡出国的事，不算新闻，N市相对发生的少。
“后来，在新加坡事业有成，国内经济又改革开放，八五年回的国。”
“怎么不早点回国，探亲跟有钱没钱又没关系，改革开放六年了才回来。”颜龙的脑海里出现，一个母亲辛苦养育两个小孩，父亲在海外迟迟不归的场景。
“南雁她爸，在新加坡娶了老板的女儿，不方便与中国家人来往，直到老板女儿被证实不能生育，准备把南雁的哥哥接过去，才同意她爸回国探亲。”
“余总的哥哥去新加坡了？”
“是的，已加好国籍，现在新加坡读研究生。南雁和她妈妈留在了国内。”贺总语调有些低哑。
明白了，父亲带走了儿子，给留在国内的妻子女儿置了一份可观的家产。女儿想念爸爸哥哥了，就常出国去看看，这个故事，颜龙辨别不了是幸福还是悲伤。
“南雁妈妈常去新加坡吗。”颜龙心想，如果能常去看看儿子，家中儿女又有偌大资产，这个故事应该属于喜剧范畴。
“南雁妈妈不能去新加坡，她哥哥也只能过年了来住几天。”资本的背后都是血泪。
“余总也不是专程去探亲的，她去爸爸给她找的医院看病。”贺总的讲述，让颜龙越听越惊。
“余总什么病？”颜龙急问。
“肾炎，低血糖，人没有力气，头经常发晕。”
怪不得，颜龙初见余总时，就感觉到她话语不多，脸色洁白。
颜龙沉默了。
贺总也不再说话。
俩人低头面对静坐。
贺总的眼睫毛上有颗泪珠。
颜龙的心情，也压抑得很。
钱财到底是件什么东西，竟能支配人的生命，决定人的命运。
十年前挥之不去的一幕，又浮现在颜龙眼前。
陈达君，长得不算漂亮，但身材苗条，皮肤白净，性格开朗。与颜龙的姐姐是高中同学，又是好朋友。
颜龙给她取了绰号，叫她“澳大利亚”。因为她长得像外国人。
陈达君来家里，常与颜龙开玩笑：“再叫澳大利亚，当心我不嫁给你。”惹得姐姐在一旁开杯大笑。
“我弟弟女朋友，可是正宗大学生。”当时家里人，都认为颜龙与正在读大学的苏红能成眷属。
1981年，N市工人俱乐部五一劳动节文艺汇演，姐姐和陈达君的双人舞“鲜花送给周总理”，唤起大家对***总理的深切怀念，全场观众热泪盈眶，谢幕时掌声雷动。
从此，颜龙改口叫陈姐。陈姐也不大与颜龙开玩笑，进出见面，彼此只是淡淡的打个招呼。
一天，陈姐在颜龙家哭了一个下午，姐姐默默地坐在一旁陪着抹眼泪。
晚饭时，在大家追问下，姐姐说出了事由，陈姐是为了即将嫁到香港去而伤心。
来娶陈姐的只是个普通的仓库管理员，但在N市人眼里，香港人就是老板，香港老板衣着华丽，口袋里有大把大把花花绿绿的钱。
“香港老板钞票多吗。”
“听说月工资有四千多港币。”姐回答妈关心的问题。
“四千港币是多少钱。”
“一千三百元左右人民币。”颜龙告诉妈妈。
“一个月的收入，是我们三年的工资啊。”
“在香港这些钱，也是穷人一个。”父亲严肃的看了一眼大呼小叫的妻子，说的倒是很在理。
很多香港人来内地娶年轻漂亮的女孩，却大多是香港的穷人，只是他们赚的工资，于内地比较，数目大得惊人，随便掏点钱，便是内地人几个月的收入。
“香港人出了多少彩礼。”母亲的话题还是钱。
“给了陈达君家，三千八百元。”
1982年，六千八百元钱，倒底算是笔多大的钱，真的不好说，也不知能去买些什么，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三五牌闹钟、蝴蝶牌缝纫机，全买齐了也花不了两千元钱。颜龙在算的是，六千八百元钱，是自己二百一十二点五个月的工资，如果不是三年学徒工，提前一年多升为一级工，还得多加几十个月。
在巨额金钱震撼下，没有人去关心新郎的年龄和模样，大家没问，姐姐自然也就没有说。
不久，陈姐自己把未婚夫带到了颜龙家。一米六十多点的个头，发胖的身材，面色油光头发谢顶，见人点头哈腰很是客气礼貌，手里拎了一大包礼品。年纪不像内地人那么好猜，估计应该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也许更大些。
他们没有在颜龙家吃午饭，陈姐临走时，从挎包里掏出一条烟，偷偷塞给了颜龙，她那告别的眼神，令颜龙心中一凛。
陈姐去了香港，再也没有见过她的身影，听姐姐说陈姐生了俩个女儿，在家养育小孩，生活境况不如在N市顺心快乐。后来她与姐姐也失去了联系。
七八十年代，像陈姐这样遭遇的女孩不少，大多家里还有哥哥弟弟，父母把她们嫁给有钱人，为儿子们攒讨媳妇钱。陈姐的彩金，可以解决她弟弟结婚所需。
“我差点成为香港人。”为缓解悲哀的气氛，颜龙想到了一件轶事。
“怎么回事？”果然贺总惊奇地抬头问道。
“我妈说，在医院生我时，邻床有位香港产妇，生了个女儿，怕老公家里嫌弃，出一千元钱，恳求我妈妈与她换一下孩子。”
“哈哈哈，有这样的事。”贺总开心的笑了。
“要是当时真的换了，我现在就是个香港老板啦。”
“咯咯咯，颜主任现在不就是个老板啊。”
颜龙没有在编故事逗贺鸿娜开心，母亲曾多次与他讲起过这件事，说当时大家兜里就几毛几分钱，不知道一千元钱对过日子有多大用处，如果是现在，早把鸭蛋儿子给换了，有了这么多钱，再生两三个儿子也养得起。
“孩子母亲心头肉，再多的钱也割不去的，你妈妈怎么叫你鸭蛋？”
“小时候外婆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的，大家都叫我剥出鸭蛋。”
贺总笑得双脚离地，身子一个后仰，朝后倒去，颜龙急忙伸手去扶，见她有惊无险，又连忙缩回手来。
贺总喘了喘气说道：“颜主任，你今天不要回N市，晚上我陪你去见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