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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愿以偿的进入了辽东军系统，李思齐开始考虑以后的该如何建立一个能与努尔哈赤和大明抗衡的政权。
必须做到的核心目标有两个：
一是建立一支由自己直接领导的，战斗力不下八旗军的直属部队，人数也必须达到三万人左右。
毕竟枪杆子里出政权！
李思齐若要办大事，手里不能没有强军！
关于部队问题，李思齐打算吸收女真人和清白的辽东军组建自己的直属禁卫，掌权之后辽东没战斗力的兵油子通通拉去种田，有战斗力的兵油子收编成二线主力。
另外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必须分化瓦解士绅阶层，打击土地兼并，重新分配财富，让更多的阶层掌握财富，而不是只有金字塔尖的那一小搓人吃饱喝足，剩下的百姓吃糠咽野菜。
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善待它的中产阶级，马克思说过：资本家是没有国籍的。
在大明这里，顶尖的商人和地主们也是没有国籍的，谁强他们就会投奔谁。
但是中产阶级他们只能跟着自己的国家一路走到黑，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向他们祖国一样包容他们。
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产可以让子女接受教育，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下产出了大量的人才。
相比无产阶级的教育不足导致人才产出率低下和大地主和大商人的人口基数过少，中产阶级才是国家的希望。
天朝的崛起可以简单的看做是扩大了中产阶级的人数，中产阶级反过来推动了国家发展。而不是放松了资本家的限制，资本家推动了国家的发展。
在这个时代，最有效生产中产阶级的方法就是直接学习府兵制度，让士兵们成为体制内的中产阶级。
这些中产阶级就是国家的基本盘，他们的忠诚度和贡献都远超其他阶级。
李思齐打算多吸收一些辽东的精锐士兵，给予他们编制，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基本盘。
有了辽东军将作为自己的根基，推行土地改革就不会特别困难了，广大无土地、少土地农民只会支持自己，土地较多的富农也犯不上和自己拼命，只需要处理一些大地主就行了。
完成了土地革命之后，工业化才可能通过国家来推行，而不是让资本家摄取了最大的利益。
到那时，财政收入的方向就可以开始发生改变，不再死盯着农民的钱袋子，而是开始着力于商税和工业收益。
商税是根植于生产力水平的，如果生产力就那样，商税再怎么收也是收不了多少的。
更重要的是商税征收过程复杂，贪污腐败损耗率高，各系统人员成本高，简单来收就是你征收商税的官僚系统成本过高，除了直接征收那几家大商人能赚钱之外，中小商人的商税可能刚好拿去给商税系统官僚发工资。
这哪有国有工业直接赚钱或者开征土地税来的爽快。
2017年中央财政收入17.3万亿元，其中增值税和所得税是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分别占比33%和26%，房地产相关税收合计1.6万亿元约占10%，还有30%的收入由国有资产收益、国债等部分组成。
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5.2万亿元，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80%以上。
其中第三产业的增值税可以简单理解为商税。
暂时忽略现代技术的提升使得商税征收效率的提高，即使以现代的商业税税收效率，扣除一二产业的税收之后，商税在现代中央财政的收入的占比不超过15%。
而工业税和土地还有国有企业三者的收益占中央财政收入的50%左右，地方财政收入的80%。
总体来说，土地国有化和国有工业的收益是远超商税的，而且还简单易得，征收方便。
当然在土地改革和工业化之前，辽东只能像大明一样以农业税为基础；如果想搞创收可以抢蒙古人牛羊，或者是开一家国有垄断企业，卖盐、卖铁或者和大明进行贸易都不错。
当然商税也是封建王朝不可忽视的一份收入，尤其是土地改革和工业化之前，比重可能会超过30%。（除盐铁专卖，这些都算国有企业收益）
李思齐虽然不会把重点放在上面，但也不会放弃收商税。
话说李思齐升任千户之后，李成梁想安排一个能快速建立战功的地方，看来看去，盯上了开原这个地方。
开原又被称为“四国故都”、“四朝重镇”，素有“辽北古城”之称。
“四国故都”即扶余、大金、东辽、东夏四国都城。
开原以东长白山区是女真族的祖居地；开原以西蒙古科尔沁大草原是蒙古族、锡伯族的活动区；开原以北是朝鲜族及索伦人，鄂伦春人的聚居区；开原以南是华夏族系的汉族的生活区，东北四大民族族系交汇于此。
开原的主要与海西、建州、毛怜等女真部落及蒙古部落互市。
开原还是一座军事重镇，辽东镇三座屯兵城之一，开原做为明朝防御夷人的前哨阵地，除了南线一路通于辽沈外，同时应对着女真和蒙古的威胁。
尤其是西边蒙古内喀尔喀的札鲁特、翁吉刺特和巴岳特三部，这些蒙古部落平时在几百里外的老巢，每到春暖花开之际就纷纷南下来到开原边外，一边与明朝进行交易活动，一边伺机掳掠，成为边患。
而且开原守将马林也是自己的老相识，会帮着照顾一下李思齐。
与辽东巡抚赵楫商量之后，辽阳的一纸公文发下，李思齐正式调任开原，担任千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