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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兵沿长江南岸，一路攻城掠地。采石即下，再往东便是金陵府境。此时，赵匡胤便令王明为岳州、池州巡检，以为西路军主帅，负责盯防唐军湖口守军；再以曹彬和潘美为中路军主将、副将，会攻金陵。
在李丛益的算计下，与历史相比，宋军的进展虽然相当，但损失却要大上一些。主要就是攻当涂时，遇到了当涂军有准备的抵抗，曹彬比历史上多付出了一倍多的时间，以及两倍多的人员伤亡。
唐军的损失减少，则是因为采石浮桥建成即毁，金陵朝廷就没有急令润州镇海军（水军）和天德军（步军）水陆并进，会攻采石，从而这两份军未遭覆灭，此时暂在金陵。
金陵此时才全力动员，积极备战，同时晓喻各地谨守防区，未经命令，不必进京勤王。
不过，这道命令实际上是下给湖口的朱令赟听的。湖口的十万大军，是保障南唐江西稳定的柱石，也是南岸宋军不得不防的一大压力。若是仓促回援，被此时锋锐正健的宋兵歼灭，那这金陵保卫战便没法打了。因此，尽管李煜很想让朱令赟来金陵，但一堆人拦着，李煜便也认了。
金陵朝庭没有要求宁国军进金陵，常州刺史禹万诚便要求李丛益遵照承诺，率军援常州。不这这时吴越军还没从杭州出发，李丛益自然也不急。
李丛益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推行新政改革。李丛益的新政改革，思路只有两条，一曰提升税收汲取能力，二曰打造经济有为政府。
北宋王安石变法，其目标也是上述两个；但又有不同。王安石变法，本质是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介入经济生活，从而全方位提升税收汲取能力。王安石变法之后，税收汲取能力确实大幅提升，有效解决了困绕宋朝的财政赤字问题。但王安石变法当然是不可取的，因为财政多出来的钱，是从底层民众牙缝里抠出来的，它使得宋朝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宋朝旧党说王安石变法，是与民争利，正中新法之要害。
因此，李丛益自然不会犯这方面的错误。唐宋交战之后，宣州府便接二连三的发布政令。不过此时，金陵朝庭自然是没有心思来管的。
为提升税收汲取能力，宣州府一方面全面推行税制改革，取消苛捐杂税如火耗、脚钱、仓税等，徭役、摊派等非货币税种。这些苛捐杂税官府所得为一，豪强胥吏便能得十，这种恶政自然留它不得。同时建立了增值税（包括消费税、关税）、所得税（企业和个人）、财产税（契税、房产税）、农业税和人头税五大类税种。农业税（田税）是当世最一大税种，此时自然不可能取消，而且李丛益还要从严征收，防止地方豪强偷漏税。人头税东西方皆有，若用得好，就是分家析族的好税种，能够逼着豪强不得不析族分家，没有围绕主干的紧密大家族，只有分散的大家族，那豪强大族的影响力自然就会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则是广设乡镇。县所辖地域太大，从县治到乡间，有的地方乘船骑马几天都走不到，在这样的信息传递效率面前，自然是皇权不下乡。当世其实也有一种类似乡镇的设置，名为巡检司，但职能实在太简单，就是收税和治安，而且只在某些天然形成的重镇才会有类似设置，然后往往掌握在地方豪强手里。李丛益的乡镇则是县府的派出机构。
在打造经济有为政府方面，一方面是围绕增值税做考核，允许县级政府设置土储公司和投资公司，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则是对州县乡镇进行定岗定编定员工作，核心则是设置副职以分权、设置部门以制衡。
为了配合上述两方面工作，李丛益又推行公务员考试。
整个十月和闰十月，作为试点的宣城县，县府人事一直乱糟糟的，但一些重点工作则在快速推进。道理很简单，以前州府只能找知县，知县找师爷，师爷找胥吏，胥吏找衙役，这么套机制，干点儿稍微复杂的事就不成。现在，侯弘业这个知县，或者说县长，看起来多了几个副县长分了他的权，但是有什么事就可以找副县长了。而副县长又可以找他分管的这个局，或者把任务直接压给乡镇。
在闰十月，宣州州府的改革也开始了。李丛益当然还是自任州长，任了唐浦泽为第一副州长，但是高景同则为常务副州长，又把徐建章和侯弘业也提拔为副州长。当然，这些职务名称，也就是宣州内部应用，出了宣州那就没人认了。不过这一套东西管不管用，身在其中的人最是清楚。
李丛益在州县设了一堆机构，增加了大量官职，可以说是官帽大派送，本应是皆大欢喜的事，但也不是没有杂音。比如宣州文化教育局的局长位置，本来应该是非文学博士周元基莫属，但周元基完全不认可李丛益在宣州推广国公府小学那一套。那也罢了，周元基还公开唱反调，便在竞聘会上也出言不逊。 这书生脾气上来，便是高景同也说服不了，最后李丛益恼了，直接把他一撸到底。周元基便欲去金陵告状，不过黄光一的安保司早就盯着他了，离宣州境前就把他控制住。李丛益既不愿意杀他，也对安保司的自作主张略有不满，便放了他。不过此时唐军连败，宋军兵锋直指金陵，周元基倒也不敢再带家人去往金陵了。
这空出来的宣州文教局局长位置，李丛益便着石俊弼来做。石俊弼初时也是震惊，但也是年少气盛，便也答应。倒让陈东颇为羡慕。
闰十一月，在全新的州府部门的组织和支持下，宁国县和泾县也开始进行新政落地工作。而李丛益也抽空再去了趟了泾县。
“国公大人的改革，属下总结了两句话，曰‘专人负专职，专职责专人’。以前县府办事，不过逮住谁就谁去办，何也？不外是县府的职责有且仅有一条，就是收税。只要交给州府的税足额，州府便不管县府诸事。而国公大人对县府的新要求，却是要求县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此县府一是需创造公平公正环境，二是需积极引导地方优势产业发展，三是必要时还要赤膊上阵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董涵娓娓而谈。
“然则，国公大人的改革，对县府诸人的要求便极高。诚然，有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说法，也确有一部分人能够如大人所说的‘常学常新’，但这些人总是少数。因此，属下建议国公大人的改革原则，当是‘整体要缓、局部要速’，整体要缓，是指从宣州来看，这个改革时长可以更长一些，改革时间跨度放到半年或一年；这个局部要速，是指具体到县，则要集中州府力量，迅速完成县府的改革。”
李丛益听完，直是拍案叫绝！
这董涵不显山不露水，受限于举人身份，在旧官僚体制下也就只能庸碌一生，老死于知县任上。但是若论对新政的认知，便是高景同、侯弘业等人，亦不如董涵来的深刻。
董涵也是着意卖弄。董涵如今已是五十有三，仍为从七品知县。上次趁江国公巡视各县之机，董涵对乐水纸业耍了点儿手段，虽说恶了乐水纸业，但也得了江国公青睐。如此才有泾县被纳入第二批试点改革的机会，也才有江国公会在宋唐交战时还专门前来指导泾县的县府改革事。
“凡是改革，则有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争议。激进式改革通常要求毕其功于一役，所谓快刀斩乱麻，这当中因为一刀切出现的问题，则谓之为改革阵痛，认为痛一阵就完事了。而渐进式改革则认为凡事均须试行、缓行，待见其利，并阻其害，方可推而广之。但所谓激进派或渐进派，都有所偏颇。”李丛益颇为高兴，便也和前来指导泾县变革的高景同、侯弘业等人讲这试点改革的深意。“凡为改革，必为利益之重分配，则必有诸多阻力，既有打破习惯的无谓阻力，也有利益受害者的疯狂反扑，因此改革务得激进，否则拖拖拉拉，阻力就会越来越大，自至从上到下都觉不可行；但是改革又为破旧立新，然则这个新的东西会否一定就完美，就一定会无害，也不尽然，为防止无意铸成大错导致群起反起改革，这渐进改革便为必然，在渐进改革中不断试错、修正，直至使害处最小，益处最大。这就和董知县所说的‘整体要缓、局部要速’异曲同工，就是说，我们在整体的改革计划上，要做渐进派，在具体的改革落地上，要做激进派。”
“董知县和国公大人关于改革模式的讨论，当真是非常精彩，我意请董知县写一篇文章稍作论述，便发在宣州报上。”侯弘业兼了副州长，这报纸一事，便由他主管。
宣州报是李丛益早在八月份，在乐水纸业的纸张大量发售之后，即安排州府成立了宣州报社。目前宣州报按旬出版，强制各县府订阅，其余人等也可以自行订阅，全年36期，订阅价为二枚银元。
单算纸张、采编、印刷和派送等诸多成本，这二枚银元自然不够。目前，侯弘业在李丛益的指点下，营销各公司在宣州报上作广告，收广告费；同时又在报纸上增设奇闻逸事、杂文小说版面，便使得各县酒馆茶肆也纷纷订阅宣州报。自宋唐战起，宣州报便也每旬公布战事情况，又使宣州报的订阅量快速上升。
“敢不从命！”董涵也知宣州报的影响力，侯弘业请自己来写这篇社论，也是示好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