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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一次反会剿的结束，以及谷田决议的达成，此时的赣闽根据地已经逐渐显露出了雏形，以锐京为中心，东西北三个方向都有足够的战略纵深。
虽然部分地区防御还略微有些薄弱，但对于整体战局影响不大，毕竟红军的兵力不可能完全分摊到这么大一块地盘上，同样敌人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长期占据某处。
正如李润石所提出的“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在敌人占据优势的时候，与其迂回作战，不断削弱对方的实力，当革命高潮来临之时，则趁机争取更大的根据地。
机械且片面地要求不丧失一寸土地，或者说御敌与‘国门’之外的想法，只会让自己完全被敌人的进攻节奏给带跑，哪怕现在红军已经算得上兵强马壮，那也根本挥霍不过来。
简而言之，这便是典型的左倾机会主义，肯定要不得，同时也是李润石一直所反对的。
这两年过来，红军虽然没有犯什么致命错误，但小问题依旧层出不穷，左倾冒进的毛病始终存在，吃下的教训也着实不少。
有时候包括程刚自己也很容易落入窠臼之中，毕竟他既不是军事专家，又不是历史专家，包括理论研究，也不过照猫画虎，磕磕盼盼，要出问题不要太简单。
只不过有了足够的物资打底，红军便多了些试错的余地，不至于因为小小的过错而伤筋动骨。
这样一来有利有弊，一方面这支军队的损失没有历史上那般惨痛，保存了不少革命的火种，使得现在的发展局势有所提前，从而及时抓住了常凯申根基未稳，新军阀混战的战略关键期。
但另一方面，对于某些同志来说，如果教训不够沉痛，那就很难得到深刻的认识，甚至在一些没啥觉悟的人眼里，红军一直以来都发展得好好的，哪有必要做什么改进。
当然了，对于习惯见微知著的李润石而言，这些还不算什么大问题，实力未损，而且还壮大不少的红军，到了他的手中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而同志们的认识问题，也通过谷田会议的整顿而有了一定的改善，至少就目前来说，全军已经基本认可了李润石的战略思路。
这里面，李润石对时局发展的正确预测和分析占了最主要原因，正是同志们普遍认为李委员说得有道理，方才愿意听他的话。
另外中央的伍翔宇对李润石的支持也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核心的权威效应始终是存在的，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那这个组织也就离分崩离析不远了。
这也是为什么程刚明知中央后面会出那么多幺蛾子，也得硬着头皮过去扯大旗的缘故，除非你打一开始就彻底另起炉灶，否则任何抵制上级的做法，都是在挖自己的墙角。
你可以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去争取或者说服大家，但如果指望可以一直不服从上级指令，同时还要求下属严格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的话，那基本就是白日做梦了。
对于现在的李润石而言，能够与中央取得及时的联络，其实应该算是一个利好消息，毕竟当前的国内，能够完全理解他思路的同志始终还是少数，中央没得几个，红四军内部同样也不见得能多多少。
反而是掌握了和上级的通信渠道后，这里面可以用来回旋的办法就多了去了，毕竟电台可是掌握在狗腿子程刚的手中，而申城那边的伍翔宇也是持着支持态度。
至于程刚所掌握的后勤力量，在这里对其他同志造成了多大影响，是好是坏，包括程刚自己也不敢完全确定，反正不管怎么样，他就无脑支持李委员，总归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话说回来，从8月底会剿基本结束，到9月下旬谷田决议的推出，这段时间里红四军也不是就闲着不动了。
事实上，利用这段难得的战略间隙，这支军队通过一系列整编，极大地扩充了自己战斗力，通过对地方武装的吸纳和训练，现在的红四军兵力已经逼近了五位数。
从上层的领导来说，基本情况是：军长王凯，党代表李润石，参谋长汪洱卓，政治部主任刘懿，一纵汪洱卓（兼）、何挺颖，二纵朱运清、蔡斜珉，教导队刘安恭、陈毅（兼）。
与此同时，从赣南就开始建设的三纵，通过与一、二纵之间不断的人员交流，现在也基本成型。
只不过三纵的情况稍有特殊，现在暂时分为了赣南和闽西两块，因为地域的缘故导致相互的独立性较强，前委也有考虑过直接将其分为两纵，分开发展。
另外还得强调一点，如果说赣南这块地方相对于赣省省委而言还有点距离的话，那么闽西离鹭岛那边的闽省省委，就有点太近了。
前面有说过婆婆太多的坏处，这点在军队建设中同样也有所体现，对于闽委而言，他们肯定希望能够拥有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队伍，对于和红四军的合作，在思路上就难免有些矛盾。
一方面闽委希望闽西特委的同志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闽西工作勿与王李军队相混合，为组织红军不可与王李混合起来，组织群众不要只依赖王李的力量等等”
另一方面也希望双方在军事上能共同发展，提出“要号召许多农民失业农民去王李队伍里当红军，能招募几百名跟着王李去训练，将来回到闽西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大概就是闽西必须从发展地方武装的立场出发，既积极配合红四军，又立足自身的斗争需求——不过这也无可厚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主要还是因为暂未形成一个正统苏区，从而存在的一些指挥边界不清晰的问题，不过随着红四军与中央的建立通信联络，后面来自省委的麻烦肯定会要少一点。
当然了，如果条件充裕的话，在吸纳当地群众进入红四军的同时，也扶持一部分地方武装独立存在，对于整体战略而言并无影响，甚至还有所裨益。
但武器装备其实还好说，毕竟此时的红军还都属于轻步兵，能够补充上步枪子弹就算是成军了。
早在槿甘山时期，红四军全员水连珠，赤卫队五六、七八成汉阳造（其余梭镖），都是很普遍的事情。
唯一的麻烦就是扩军需要大量富有经验，又具备政治素养的指战员，即便对于早早就已经大力推进部队教育的红四军而言，这也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办成的。
没有足够合格的干部，出现问题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比如在地方武装的整编过程中，很多红四军派驻过去的干部对士兵训练普遍采取‘严重主义’，上下级阶级意识极深。
从而造成了许多农民士兵受不惯这种管制，混编之后士兵难以习惯，因而使得匪兵不断增加，进一步加重了上下级间的冲突。
此外，想要将这些农民、土匪出身的人员改造成功也不是一件易事，很多干部同样反映这些部队“地方观念极重，指挥调动很感困难”，“农民意识充分表现”，甚至有“城市中骚扰行为”。
总得来说，一支军队的发展肯定是没法一蹴而就的，总需要经历不断的波折，克服大量的困难，但正是通过这一艰难的过程，才会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干部。
相关的整编工作在谷田会议之后仍然在不断持续，时间一路来到9月底，在闽西一带基本完成休整的红四军终于开始行动了。
作为绝对的主力部队，第一、二纵队首先出发，转而向西，经由武坪抵达回昌南部，迅速占领了会昌县最南边的州田镇。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当根据地即将成型之际，东、西、北三个方向都已无大碍，此时尚存与锐京南边40公里处的回昌县城，就成了卡在众人眼中的钉子。
从地图上看，由北往南的绵江通过锐京、由南往北的湘水穿越州田，最后在回昌汇合，整个锐京、回昌、州田一线，完全就是夹在东西两侧山脉间的一条长长的河谷。
尤其是锐京、回昌一线，地势更加险要，作为守军，只需要把持住其中的防御要点，便可以依靠山川水利，占据战略优势。
相比之下，回昌南部的战略空间要稍显宽裕一些，因此和历史上的计划一般，这场拔钉之战，首先就在回昌县城的南门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