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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有部分内容需要修改，请12点20分再看）因为时间尚不充裕的缘故，常凯申浩浩荡荡的进攻计划在一二月份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之上，而且这些文字又很快通过情报渠道陆续送到了土共手中。
当然，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常凯申还是判断对了，刚刚转移到北方的红军部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立足未稳的隐患，而少了大半主力的南方根据地，想要维持现有地盘也绝非易事。
只是对于这样的局面土共高层其实早有预料，同时还专门做了充足的准备，所以无论果军上下对战局作何设想，最后都必将成为一滩泡影，这便是数十万红军提供的底气。
具体到陕省一地上，不得不说四方势力的云集确实让这块贫瘠的土地，顿时犹如一块积存已久的火药桶，不知什么时候就要爆了。
首先是先前提过的红军与西北军之间的关系，红军北上入陕主要体现为军事入陕。
当初穆虎三率领的先锋队提前数年在鄂豫陕边界扎根，后来又与刘之丹一同组成了红二十五军，应该说自土共迈出这一步起，就已经与杨虎承的17路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要说杨虎承及其西北军的手上还是有不少好牌的，不仅坐拥地利之便，雄踞三秦之险，而且这股势力还在这些年里积攒下来诸如“修水利”“守孤城”之类的名声，可谓是经营家门已久的老地头蛇了。
所以对于赤色力量涉足自家地盘的举动，杨虎承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极度的警惕。
因为红军的闯入不仅打乱了杨虎承雄踞关中的政统，而且还破坏了他当西北王的梦想，他既有足够的理由，同时也有实际的需要，必须得将之拒于关中之外。
这就使得杨部在初期对红军的作战中，实际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坚决，甚至大有破釜沉舟之势。
虽然因为偏居一隅的缘故，红二十五军与17路军之间的争斗放到全国大局上，就显得并不怎么起眼，以至于真正关心此事的人都不算太多。
但是一开始进剿鄂豫陕根据地的时候，杨虎承派去的部队，可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他苦心经营多年的警备旅，就人员和装备而言绝对属于西北军中的翘楚。
只可惜他碰上了穆虎三，而且还是经过了李润石数年调教，又有了程刚物资供应的穆虎三，然后那所谓的“精兵速战”、“下马威”之类的打算，便成了切切实实的笑话。
穆虎三是中原大战结束的那年年底，进驻的鄂豫陕边界，当时的西北军因为冯遇祥战败的缘故恰逢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变局，于是便给了他站稳脚跟的机会。
第二年整顿完内部局势的杨虎承，开始着手驱逐这股不怀好意的势力，但双方头一次交手，参战的17路军就被歼灭了三个营，两个月后又在秦岭腹地遇到红军埋伏，损失了一个团，到了年底再次丢掉了两个营。
要知道当时关中大旱才不过刚刚结束，上位不久的杨虎承的家底并不富裕，短短半年之内损兵折将了近一个旅的部队，绝对算得上是伤筋动骨了。
这还不是最要紧的，经过31年的数次挫折之后，杨虎承相当识相的蛰伏了起来，而穆虎三也听从上级的命令，安心发展现有的根据地，双方之间相当于和平相处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但接下来到了去年，局面就大为不同了，常凯申要针对鄂豫皖和湘鄂西发动围剿，自然也不会落下地图边角上的鄂豫陕。
所以一方面迫于金陵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忌惮红军的坐大，杨虎承再次出手了。
可这时已经种了大半年天的穆虎三，就当真如同猛虎下山，首先就在山阳县的袁家沟口歼灭了杨虎承的警备1旅，并俘虏其旅长，后面更是直接席卷陕南川北，一时之间竟无敌手。
也正是因为损失如此惨重，所以当中央红军进驻陕南陕北的时候，杨虎承这才不得不捏着鼻子认下了此事，否则伍翔宇的那次谈判也不可能如此顺利。
同时在另一边，杨部的军事力量被红军大幅削弱之后，招来的当然不是常凯申的同情，而是轻视。
为了补足这块缺口，常公又不得不把自己的结拜兄弟张汉卿引入了关中，以尽早扼杀北方赤匪日益嚣张的气焰。
可是对杨虎承来说，陕甘两地向来被他视为自家的地盘，号称“谁也别动我的锅盔牙子”，所以无论是东北军还是红军，对他而言都是不受待见的不速之客。
作为手下败将，杨虎承必须得承认，红军确实拥有强劲的战斗力和神出鬼没的战术，败在对方手上他心服口服。
更何况土共也是给面子的，甚至近几个月来的合作，还真的拿出了不少西北军稀缺的军事物资，这样诚信且慷慨的举措，让他心里的怨气顿时少了许多。
但是对于东北军，说实话杨虎承就有些看不顺眼了，甚至整个17路军上上下下，对于这股突如其来的“外来户”，同样不抱有任何的善意。
从去年年底开始，张汉卿就先行率领东北军数万人开入关中，甚至后续还会有近20万人进驻，这自然是让杨虎承感受到了强大的危机。
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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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者，在张汉卿看来，红军进入陕西乃是“赤匪”之“窜陕”，而在杨虎承看来，则是军事之“犯陕”。虽是一字之差，但意蕴深长，对张汉卿来说，红军是所谓“穷寇”“穷途”“穷徒”，是可以一击而垮，一击而溃者。
“醉过知酒浓，挨打方知疼”，真正让张、杨及其率领的东北军、西北军领略共产党红军雄强战斗力并感受到锥心之痛的，恰在他们与红军真正交手之后。无论如何，入陕的红军是他们遇到的最难缠的“硬茬儿”。
张汉卿和他的东北军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势力，九一八事变后，张汉卿及其东北军威名扫地，身怀国仇家恨而不能报，还被国人冷眼相对恶语相加，可想而知当时张汉卿和东北军的处境何其尴尬。东三省的丢失，作为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自然也难逃其咎，在被逼下野的压力之下，蒋介石索性玩起了丢卒保车，张汉卿也索性黑锅背到底，十分配合地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出国考察”，躲过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归国后的张汉卿率领他的东北军继续忍辱负重，被蒋介石从华北调到华中，再从华中调到西北，其剑锋所指只有一个，就是“进剿”红军，只不过由于红军长征而屡屡扑空，未建寸功。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后，张汉卿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从带兵人的角度分析，东北军盘马弯弓、以逸待劳，红军则万里长征、师疲马乏，中国古代兵法向以“劳师远征”为兵家大忌，以“以逸待劳”为取胜常道。况且红军连“劳师远征”尚不够格，简直就是“羸师远遁”，自己完全可以“张网以待”“守株待兔”。这些似乎都可以成为张汉卿足以轻视红军的理由。不料，东北军与红军交战3个月，经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东北军丧失三个师，被击毙两个师长、五个团长，被俘两个团长和4000余人，东北军原20余万兵力仅剩10余万兵力。作为一个统军将领，张汉卿深知带兵之难，带一支“弱兵”更难。然而正是这样一支被自己视为“弱兵”的对手在长途远征之际竟仍能保持如此强盛的战斗力，使自己这个“强者”一战而亏，再战而溃，张汉卿对红军这个对手的敬意开始潜滋暗长。
张汉卿曾叹息说：战争的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张汉卿认识到，随蒋剿共无出路，遂产生“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想法，即联共的思想，张汉卿的抗日爱国之心随之更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