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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洗车”酒吧遇见秋水,第一印象是他的眼睛亮得不寻常。
“洗车”是我常去的酒吧之一。“洗车”在工人体育场东门靠南一点儿,原来真的是一个洗车的地方。等着洗车的人想坐坐,喝点儿什么,聊聊天,后来便有了“洗车”酒吧。如果从工体东路过去,要上一座桥,过一条水渠,穿一片柏树林子,挺深的。酒吧用红砖和原木搭在原来洗车房的旁边——洗车房现在还接洗车的活。酒吧里是原木钉成的桌椅,砖墙上铆满世界各地的汽车车牌,给人仿佛是国际偷车贼俱乐部的感觉。来过酒吧的人再到旁边的洗车房洗车后,常会下意识地摸摸车的后屁股,确保车牌还在——至少我是。酒吧不大,稍稍上点儿人,就满了。天气不冻脸的时候,就把桌子支到外边去,屋外可以听见流水的声音,闻到柏树的味道。
现在,三里屯、工体附近,酒吧很多,三五成群,占了几条街,一家没位子可以溜达到另一家。入夜,在东大桥斜街左右,杨柳依依,烟花飘摇,各色妇女倚街而站,多数不像本地人氏。或薄有姿色,或敢于暴露,也分不清是卖盗版VCD的还是卖鸡蛋的,或者索性就是“鸡”。其实,酒吧区变红灯区,就像警察变成地痞一样容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或外人看他们的角度问题。我过去在这一带上的小学和中学,那时候没有这些酒吧,只有卖汽车配件的。匪类聚集中纺路,把偷来的车拆开在各家出售。要是那时候有现在这么些东西,我肯定会变成一个坏孩子,我是有潜质的。我妈妈回忆说,我三岁时就知道亲比我小一岁的妹妹,还是那种带口水的涉及舌头的湿湿的亲,从小就是个淫坯。我从小学读到博士,兼修了个工商管理硕士,一身经世济民的本事,现在争名逐利,津津有味。但是那个淫坯没有发育成淫贼,留在脑子里像一个畸胎瘤,有牙齿有头发有阳具,难以消化。
我曾经盘算把我老婆教化成个荡妇,这样就能合法地摆平脑子里的那个淫坯。我搜罗了《肉蒲团》《如意君传》《灯草和尚》、印度的《爱经》、亨利·米勒的两个“回归线”、英文原文的《我的隐秘生活》《芬妮希尔》《尤利西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新近几期的《阁楼》。我老婆英语语言文学科班出身,英文、古文的功底都不错。几次逛红桥旧货市场,我敛了些秘戏图和瓷质的秘戏玩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各种姿势都有,旧货贩子讲这是古时候当生理卫生教材、教具用的,姑娘出嫁之前,妈妈从箱子底翻出来给女儿看,免得什么都分不清,让亲家笑了去,说没有大户人家的风范。但是想想只是想想,我把所有搜罗的材料都锁进公司的保险柜里,同我的假账和黑钱放在一起,体现相似的性质。
我老婆五短身材,孔武有力,浓眉大眼,齐耳短发一丝不乱,一副坚贞不屈的表情。结婚已经五年了,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脸上依旧呈现一种极为痛苦的表情,仿佛铡刀的一半已经压进她的脖颈。我的秘书有一天新剪了长穗的头发,新换了一双印花丝袜,她云飞雪落地说,她最近读了本书,书上说伟大的生意人从来不把公文包和性爱带回家,生意就是生意公事公办。而我是个变数,公文包即使是空的,也要往家带,在办公室,连手淫的迹象都没有发现。我的秘书还问我,和老婆那么熟了,小便都不回避,属于近亲,行房的时候,有没有负罪感?我真不知道现在书摊上都卖些什么书,不理解小姑娘们都是怎么想的。尽管我的秘书有明显的性骚扰嫌疑,我明白我没办法告她,因为性骚扰成立的必要因素之一是上级使用权力占便宜。这里我是上级,我的秘书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老婆从来不用香水,她对香水过敏。我以前并不知道,只是简单地认为,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腺体分泌旺盛,没必要用香水。我的一个老情人替一个矮黑胖子生了一个儿子,两年后她才来见我,让我知道。我说:“我初中时就知道你有宜男相,一定能当英雄母亲。”随之兴奋地抱了她一下,她香气扑鼻。回家后老婆说我身上有一股邪恶之气,她仔细嗅我的皮鞋、西装、衬衣、内裤和袜子。十分钟后她全身起了大块的风疹,像小时候蒸漏了糖的糖三角。她告诉我她香水过敏,她说我不如杀了她,她拨电话给她爸爸喊“救命”!她爸爸是公安局局长,常年扎巴掌宽的板带。之后她后悔地说应该先闻皮鞋和西装,停二十分钟,然后再闻衬衣和内裤。如果她是在闻内裤之后起的风疹,她会让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太监。
好在还有酒吧可以喝酒。我喜欢坐在“洗车”里一个固定的黑暗角落,要一瓶燕京啤酒和一个方口杯子,从角落里看得见酒吧里的各路人物。我觉得酒吧像个胃囊,大家就着酒消化在别处消化不了的念头,然后小便出去,忘记不该记得的东西。浸了啤酒,我脑子里的畸胎思绪飞扬。泡酒吧的日子长了,它渐渐变得很有经验。它的天眼分辨得出哪些是鸡,哪些是鸭,哪些是鹅,哪些是同性恋,哪些是吸毒者,哪些只是北京八大艺术院校来结交匪类的学生。吸毒的比较好认,他们的脸上泛出隐隐的金属光泽,有些涂眼影、唇膏的想模拟那种效果,但是不可能学得像。化妆品的光泽只有一层皮的深度,吸毒者的颜色从肉里来,从血里来,从骨头里来。同性恋不好认,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常常会闹误会。戴一只耳环可以只是因为自己高兴,涂唇膏可能是任性的女友即兴而为,关键还是要看眼睛,眼睛里的媚态和体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言。我静静坐在木椅子里,音乐和人声像潮水般在我脚下起伏,松柏、流水、香水、薯条和人气在我周围凝固,黏稠而透明。我像是被困在琥珀中的蜘蛛,感觉不到人世间的一切强有力的东西悄然而至。其实这个世界也是个胃囊,我们在里面折腾,慢慢地消磨,最后归于共同的虚无——这个世界什么也不记得了。
偶尔有鸡来和我搭讪,我穿意大利名牌的衬衫,那种牌子在永安里的秀水服装市场还没有盗版。这块的鸡大多见过洋枪洋炮,品味不俗。有的鸡很直率,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走过来,随手拽一把凳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屁股坐下。奇怪的是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是在桌子底下,渗过轻薄的丝袜,我感觉到她身体的热度,她的头发蹭着我的脸,可是我已经过了会脸红的年纪。她的粉涂得不好,暗淡的灯光下颈部和胸口不是一个颜色,想起上大学时用绘图软件玩的闹剧,把男教授的脑袋扫描后安到不知名的女裸体上,除了颈部和胸口隐隐一条界线,其他浑然天成。有趣的是,那个无聊至极的脑袋配上优美的身体后,平添一种诡异的生动,怒态变得有如娇嗔,呆板变得迷离。她吸一口烟,从鼻孔里喷出,然后透过烟雾冲我一笑,说道:“你要是阳痿,我可以陪你聊天,我参加过成人高考,学过心理学。”我跷起兰花指,很妩媚地一笑,说道:“我们是同行,你丫滚蛋。”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难免会有几个脸熟的男人,都是苦命人。偶尔打打招呼,一起喝一杯,各付各的账。这样的聊天很少涉及彼此的具体情况,不谈公司的进存销。
我习惯坐在这个角落,我有很多习惯。公司的洗手间,我习惯用最靠东边的那个坑位,我固执地认为那个坑位风水最好,拉出的大便带热气。但是连续几天我在“洗车”的角落都被一个少年占了,他又高又瘦,也用一个方口杯子喝燕京啤酒。如果我在公司的坑位总被别人占据,我会便秘的。我被他迷惑。他的眼睛很亮,在黑暗的角落里闪光,像四足着地的野兽。我老婆告诉我,我刚出道做生意时,眼睛里也放绿光,只是现在黯淡到几乎没有了。我在这个少年身上隐晦地察觉到我少年时的存在状态,或许这个少年的头脑里也有一个怪胎,这个发现让我心惊肉跳。
我走到他对面坐下,我告诉他我常常坐这儿,他说“是吧”。我问他眼睛为什么会这么亮,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总吃鱼肝油胶囊,他说他是学医的,他还告诉我他正在从事使某种情况下死亡的人起死回生的研究,涉及多种空间、时间等等曾经困惑过我的概念。他姓秋,叫秋水,与庄周《华南经》的一章相同。
以前我也在“洗车”里和陌生人聊过天,听过不少人的故事。有些人像报纸,他们的故事全写在脸上;有些人像收音机,关着的时候是个死物,可是如果找对了开关,选对了台,他们会喋喋不休,直到你把他们关上,或是电池耗光。秋水不是收音机,他是一堆半导体元件。我费了很多时间设计好线路,把他组装起来,安上开关。他的眼睛那么亮,我想音色应该不俗。
秋水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生长的故事,让我那天晚上心情异常的烦躁,甚至至今都分不清故事的真假。他说他不清楚这个故事的主题,也无法理解所有重要细节的意义。我告诉秋水,世界上有两种长大的方式:一种是明白了;一种是忘记了明白不了的,心中了无牵挂。所有人都用后一种方式长大。
我付了酒账,一个电线杆子一个电线杆子地向前走,很晚才回到家。我打了个电话给我的老情人,问她孩子最近怎么样了。她问我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我的老情人告诉我,孩子正睡着,挺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