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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门三米多高,铁质绿漆,顶端为梭镖头状。翻的时候不能十分大意,否则梭镖头戳下体,即使不出血也会胯间软组织挫伤,走路的时候下体沉重而疼痛,一步一颤。我翻过大门的时候,月光很好,“勤奋、严谨、求精、献身”的八字校训在月光下隐隐发光。值班室的白炽灯亮着,校卫队队长带着几个校卫队员在值班室打扑克,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我们的学校建在东单和王府井之间,虽然学生难以心无旁骛,但是喝大酒却十分方便。东单和王府井之间不仅有事儿事儿的王府饭店,找俩黑人穿个白汗衫把门就冒充高档场所的和平迪厅,还有很多小馆子。喝大酒要到小馆子去,大馆子不行,一是大馆子太贵,因为假装漂亮的环境和假装高雅的服务小姐,一瓶酒要多付十瓶酒的价钱,喝得兴起,下月的伙食没着落了。二是大馆子事情太多,说话声音不能太大,说话内容不能太怪力乱神,不能随地吐鱼刺,不能光脚丫穿鞋,喝到酒酣不能光膀子,喝到一半就把灯熄了说“下班了下班了”。三是大馆子不许喝醉,保安一个比一个壮,经理一声令下,就能把我们一手拎一个扔到大街上;假装高雅的服务小姐好像骨子里一个比一个淫荡,但是你一个眼神不对她们都要喊“抓流氓”;台布那么白,地毯那么干净,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喝高了吐在上面,这种自己管束自己的心态最可怕,这哪能叫喝大酒呀。小馆子才好。东单和王府井的小馆子很多,它们有很多共性:它们都脏,都乱,都拥挤,都鼓励喧哗,都没什么好吃的;它们都便宜,都有普通燕京啤酒,都贵不过两块五一瓶,啤酒都凉;它们都没有固定打烊时间,我们在,生意就在,灶台的火就不灭,等着我们点摊鸡蛋;它们都很勤地换老板,换得比东单专卖店的服装换季还快;它们都不论菜系,什么都做,什么容易做就做什么;它们最大的共性是都欢迎我们这些喝大酒的人。
东单大排档,最靠街边的一张大桌子,乱坐了我的兄弟们,王大、辛夷、黄芪、厚朴、杜仲都在。桌子上好几个空盘子,半盆煮五香花生,一堆花生壳,一大盘子拍黄瓜,十来个空燕京啤酒瓶,桌子下面一个啤酒箱,里面还有十来瓶啤酒立着没开瓶。好像除了厚朴,都灌了两瓶啤酒以上,脸红了,脖子粗了,脑子乱了,身子飘了,下体僵了,话多了,口没遮拦了。
“魏妍就不是东西。”杜仲声如洪钟。自从杜仲被魏妍当众羞辱之后,杜仲数次寻死未遂(按黄芪描述,悲愤交加的杜仲尝试过不撒尿憋死、喝酒喝死、电炉煮出前一丁的方便面被电死或撑死等等,但都没有得逞),于是寻找一切私下里的机会,羞辱魏妍,把所有黄笑话女主角的名字换成魏妍,逢人就讲,不管人乐意不乐意听或者以前听过没听过。
“魏妍可是我的心坎。”王大和杜仲抬杠,想看杜仲能恶毒成什么样子,声音响亮到什么程度。我喝了口啤酒,剥了颗煮花生,微笑着听热闹。
“你也有心?”
“我有一颗奔放的心。”
“属于闷骚型的。”黄芪插话。
“外表冷漠,内心狂野。”辛夷评论。
“你的心有几个坎?”杜仲接着问王大。
“我一颗心,两个心房、两个心室,每个心房或心室都是不规则的立方体,每个立方体都有八个坎。所以我有三十二个心坎,我有很多心坎。”我们医大,一届只有三十个学生,女生占一半或稍出头,稍稍有些眉眼的,就是王大的心坎。
“我就知道你也不是东西,所以你把魏妍当心坎。我们班花师姐真是瞎了眼,插到你这坨牛粪上。”
“好多人都参加过争当牛粪的活动。”
“魏妍这种小人,我都可以想象她新婚之夜会如何表现。”
“人还是要积一点儿阴德的,否则即使晚上没鬼,也会有东西叫门的。”黄芪乐了一通,然后规劝杜仲。
“魏妍一个上海人,怎么能说出那么多北京土话。”辛夷觉得不真实。
“你们不应该欺负外地人。”厚朴抱不平,不喝酒,大把吃五香煮花生。
“魏妍不是外地人,是上海人。”杜仲对上海人有成见。杜仲对于上海人的成见源于他在上海的一次经历。
杜仲去年暑假去上海拜见他的一个表舅,他表舅在马来西亚发了财,想到上海捐些钱,用他的名字命名一座大桥,每天好让千车过万人踩,心里感觉很牛气。如果没有第二次文革,那么大桥在,他的名字就在,他死后,他的后代就可以时常来凭吊,追念他的丰功伟绩和绝代风华。这一切,比起在穷山恶水但是号称风景秀丽的乡镇买块墓地强多了。杜仲的表舅告诉杜仲,开始,政府官员的建议是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所中学,“教育兴国呀!”政府官员说。就在他决定答应以前,精明的他打了一个电话给他一个精明的上海籍进口商。那个精明的上海人恭维了半小时他的爱国热情,然后简单地告诉他,他被人骗了。那所要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在上海以出产傻瓜闻名,如果用他的名字做校名,他会被人当作傻逼经常念叨的。“真他妈的悬呀。”杜仲表舅用跟杜仲学的北京土话慨叹。杜仲打的到表舅所在的东亚富豪酒店,的士司机看杜仲仪表不是很堂堂或者说很猥琐,对上海又很不熟悉,带着他兜了好几圈才到衡山路。杜仲觉得好像快到了,又不想看的士司机那副欠揍的鸟样,声若洪钟地喊“停车”,的士司机逮着机会,不屑地说:“你们乡下人以为这里还是你们外地,想在什么地方停就在什么地方停!这里是上海,不要搞错。”然后又拉了杜仲老长一段才停下。杜仲推开车门,拔腿就走。的士司机高喊:“付钱!”杜仲忿忿地说:“我们乡下人从外地来,出门从来不带钱。”
“新婚之夜这个题目不错,可以推广,再说说其他人。”辛夷是个无神论者,从来不考虑阴德、来生或是明年的运气等等。
“说说费妍吧。”杜仲提议。
“秋水,你不要一声不吭,只顾喝酒吃肉,这样下去很容易变成厚朴的。亏你还是口会会长呢,该你说了。”辛夷说我。
“我可没招你们,不许没事儿说我。”厚朴接着吃花生。
“费妍真的是我的心坎:乖乖的,白白的,干干净净的,眉眼顺顺的,鼻子翘翘的。”我说。
“你是情种。你的心都是坎。”辛夷不屑。
“我和秋水有同感。费妍也是我的超级大心坎:乖乖的,白白的,干干净净的,眉眼顺顺的,鼻子翘翘的。”王大附和我说道。
“乖乖的,白白的,干干净净的,眉眼顺顺的,鼻子翘翘的,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费妍就好像解放以后的紫禁城。外城,向全体劳动人民开放;三大殿、珍宝馆,要进去,你得另买票;东宫、西宫、闺房、寝宫,骟了你都别想进出,谁也别想。王大,你想当流氓校医;辛夷,你想当医药代表;厚朴,你想当疯狂医生;秋水,你不知道应该当个什么。人家费妍可是要出国,要去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约翰霍普金斯的,要拿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大奖的。”黄芪评论费妍,我赞同黄芪的观点。
“费妍早就开始背单词,准备GRE了。”厚朴说,觉得自己开始得不够早,心中不安。
“话说费妍新婚之夜,”王大口痒,开始编撰,“新老公上蹿下跳,左冲右杀,前顶后撞,十分钟后,结束了。费妍新老公自我感觉良好地问费妍:‘你觉得好吗?’费妍很困惑地看了看她老公:‘你说什么?你刚才干了些事情?你干了什么?我刚才又背了三十个单词。俞敏洪的GRE单词书,我已经背到第十九个单元了。其实,最难的不是背,而是记住。不仅今天记住,而且明天记住,考场上还能记住。记住之后还要灵活运用,也就是说,答题能够答对。’”
“再来一个。”厚朴说,自己偷偷给自己倒了小半杯啤酒,抿了一小口。怕我们看见,开始灌他。
“说说甘妍吧。”王大提议。
甘妍在我们班绝对是个人物。甘妍四方身材,表情凝重,语缓行迟,遥望去,用古代汉语形容就是“凝如断山”,用现代汉语形容就是“好像麻将牌中的白板”。甘妍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大器之相,是我们班上最有教授神色和体态的人。我们一起在病房行走,病人总把她当成带领我们这群毛头医学生的老师,都恭敬地叫甘妍“甘教授”,于是辛夷给甘妍起了个外号“实习教授”。我们班正是由于有了甘妍,在低年级小师弟小师妹面前才有了一些分量,“君子不威则不重”,不再完全是个大烂班、大乱班、大浪班。甘妍受所有男教授的爱戴,我们都对甘妍恭敬礼貌,生怕自己的特立独行、胡言乱语传到男教授耳朵里,毕业分配都困难。鉴于甘妍的这种威严,辛夷又给甘妍起了个外号“奶奶”,如果甘妍有一天说嫁给了医学界某个德高望重的爷爷辈人物,我们一点儿也不会奇怪。
有个挺恶心的笑话,说某大机关看门的老王死了,很草率地开了个追悼会,机关李总奇怪地发现,好些重要领导的夫人都来到追悼会场,个个悲恸欲绝、泣不成声。李总觉得老王必有长处,决定要弄个究竟,就把老王的“长处”切了下来,放到福尔马林液里,带回了家。李总夫人回到家,看到泡在福尔马林液里的老王的“长处”,马上悲恸欲绝、泣不成声,责问李总:“老王死了?谁干的?”
辛夷根据这个恶心的笑话改编了一个更恶心的笑话,主角换成了甘妍。话说有一天,甘妍突然死了,医大很草率地开了个追悼会,但是医大李校长奇怪地发现,好些知名男教授都来到追悼会场,个个悲恸欲绝、泣不成声。李校长觉得甘妍必有妙处,决定要弄个究竟,就把甘妍的“妙处”切了下来,放到福尔马林液里,带回了家。李校长老公下班回到家,看到泡在福尔马林液里的甘妍的“妙处”,马上悲恸欲绝、泣不成声,责问李校长:“小甘死了?谁干的?”辛夷说过这个故事之后,就立刻后悔了。我们说,这是我们听到过的最为恶毒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话让甘妍知道了,你会有什么果子吃。“你会被小刀剁成肉馅的。”“你会被先奸后杀,再奸再杀的。”我们吓唬辛夷。辛夷当时就腿肚子抽筋,瘫倒床上。
快凌晨两点,我们的一箱啤酒基本喝完了,除了厚朴,其余的人好像都高了。我们搀扶着踉跄出小馆,小馆老板告诫我们,出了小馆,别太大声喧哗,毕竟邻着长安街,有警察巡逻检查身份证。
出了门,一股冷风,我们不由得战抖。黄芪说:“风冷催人尿。”我们说:“不远处就有一个公共厕所。”黄芪说,里面太黑,茅坑太宽,一小时前,他上厕所的时候,就差一点儿掉进去,现在,他更没信心了。我说:“就找个墙根、树根,或者找个车屁股,对着撒了得了,对,找个车屁股,找个大奔,那种后部特别性感的一款。”结果黄芪真的找着一辆后部饱满的大奔,车牌上有好几个“8”,估计比我初恋的那个新锐处长更有来头。黄芪面冲大奔,我们在他身后围了一个半圆,替他挡风挡视线。春夜凄冷,北风凌厉,我们怕黄芪龟头落枕。那是一泡好长的尿,冒出腾腾的热气,在我们周围氤氲缭绕。尿液砸到地上,在凌晨两点的春夜里显得声音嘹亮,没准顺着长安街,能传到门头沟。
翻学校大门的时候,没喝多的厚朴派上了用场。厚朴手抱、肩扛、脚踹,努力了十多分钟,终于把我们五个大汉都码到了学校院子里,王大胖子瘫在地上,忽忽悠悠,土木形骸,好大的一堆呀。厚朴说,我们尽管醉了,但是还是比死人好摆弄,我们还知道配合,相关肌肉还能在适当的时候给劲儿;死人从来不配合,所以死沉死沉的。厚朴说得头头是道,好像他帮五个死人翻过我们学校大门一样。
我们相互搀扶着上楼,我觉得楼梯是棉花做的,高低不齐,踩上去颇有弹性。楼道里养的老鼠都被惊醒了,慌张地看了看我们,觉得没什么新鲜的,还是这几个见惯的老混蛋,于是吃起了夜宵,楼道里的鼠食味道又浓郁起来。我们的楼可真高,刚建国的时候盖的,学苏联,一层楼有现在的两层楼高。电梯早就停了,王大一边喘一边狂叫,还是美国好呀,二十四小时都有电梯呀。
爬到六楼,一头倒进床里,我很快就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久,一声巨响把我惊醒。打开灯,看见杜仲四脚朝天摔在桌子上,一身的瓜子壳,微笑着说:“我想上厕所,我忘了我睡上铺了,一脚就迈下来了。别担心,我一点儿也不疼,脚腕子挺大,可能折了。”不是可能,而是一定——杜仲的脚踝肿成了皮球,肯定是骨折了。我的酒一下子全醒了,背起杜仲就往楼下跑。凌晨四点,那个校卫队队长肯定睡得跟死猪一样,但是我一定要把他弄醒,给我开校门。我要送杜仲去急诊,我就算操校卫队队长他大爷也得把他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