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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想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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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疑网络时代的传记“写作”

    自有电脑、网络以后,写传记就容易、方便了,把关键词输进去,搜巴搜巴,全能出来,还会告诉你,哪里查得见,省去好多事。像有关“蒋泥”的资料,他虽非名家,网上却也有百多条,且不断在更新。这人出过什么书,在哪些报刊上发过文章,哪些转载了,谁谁都有什么反响与评价,得过哪些奖励和批评,等等,大体一目了然。

    好在他年轻,因时间定律,至今没能混成名家,像金庸那样如日中天,否则,好事者用不着招呼,会把他的全集搬上网,给他写上**本传,你瞧瞧,后来者再要弄他,费不费事?

    怎么不费事呢?告诉你诀窍:先把网上含有“蒋泥”的所有内容、包括著作,一一下载,而后分门别类地参照、整理、归类,或以时间为序组织到一块,稍稍加进自己的注解,一部不算太赖的“蒋泥传”就滚烫烫出炉了。

    想再使它资料翔实、丰富,比如你粗粗知道,蒋泥生于江苏泰州,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就读,那么,输入“泰州”和“解放军艺术学院”两个关键词,有关它们的介绍,地理如何,历史如何,文化传统如何,共出过哪些同类的名家,蒋泥自己如何交代、记录的,等等,就都出来了。

    像施耐庵、郑板桥、王艮、柳敬亭、梅兰芳、贾平凹、钱理群、朱学勤、秦晖、莫言、阎连科、李存葆、黄国荣、王海玲、李双江、陆文虎、黄献国、张志忠、周大新、朱向前、徐怀中、王愿坚,甚至张若虚、秦观、朱自清、老舍、沈从文、王朔、余秋雨,以及杨广、文天祥、史可法……这些历史或当代文化艺术名人与政界人物,多多少少都在和他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传记作者根据事实与记录,或查找档案,或大胆想象发挥,保管错不了。

    现在的蒋泥不够格,比不了金庸,他拿不出几样象样的大作,也没有“乡下人”沈从文那种自信,不到三十岁,就敢写“从文自传”,写出来满像回事,连皮带肉挂血全端出来,震撼世界,当时就受到多人喜爱,所谓“蒋泥传”,就不免是“快乐的想当然”,过把瘾而已。

    金庸就不同了,他著作等身,单武侠小说就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个《越女剑》,共计十二个长篇,三个中篇,近一千万字。一套36册北京三联正版的“金庸作品集”,约七八百元,从1994-2001年,七八年来平均每年销售一百多万册,倘加上其他的,加上盗版,他的小说每年每本过一千版,销量在一个亿以上。

    随着中国中央电视台不断将它们改造、加工,制成笨拙的电视连续剧,在大陆一波一波推出,这个数肯定还不断看涨,真所谓家喻户晓,到了“哪里有人,哪里就有金庸”的火爆地步。

    在言论、出版自由的香港,金庸还自办报纸、杂志、出版社,有《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窗出版社、明报出版社以及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等,出自己的书,连载自己的小说,发表自己的文化随笔、政论与社评。并涉足印刷、旅游、房地产诸业。短期在电影公司又做过编剧和导演,参与过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受聘到牛津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讲学,风劲十足。要有人写他,上网扒拉,条目与内容,恐怕是古往今来中文作家和人士里,字数上最多的一个,资料何用发愁?

    傅国涌的《金庸传》,是中国人写金庸的起码在第十本以后的传记,资料的丰富可想而知。他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称,“本书的写作参考了大量互联网上的资料,未能一一标明出处”,因此,洋洋近五十万言,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他不觉有多吃力;联系到他的岁数,“1967年出生”,把金庸直写到他迄稿前一个月,“2002年8月28日”,以及最近在香港还出版过一部书,扒拉出二十来位大陆当代自由“知识分子”,到我的朋友,近几年才成名了的摩罗、余杰为止,逐一介绍他们的“思想”,我约略就知道傅国涌是如何凑巴、炮制的了。

    这部《金庸传》,也难怪要比我读过的《“侠之大者”:金庸评传》、《文坛怪侠——金庸传》、《武林文宗》、《金庸传奇》、《千古文坛侠客梦:金庸传》、《金庸新传》等书,多了不少难得一见的、大量的作品摘抄、剪贴,和金庸学生时期与创办“明报集团”过程中的艰辛经历,以及近些年金大侠的主要活动等。

    好的传记,那些能够流芳百世的经典,不仅需要翔实的资料,更要学会剪裁,走进作者心灵世界的深处去,挖出来的东西,才能启迪人、快乐人、激动人、冲击人。这是我的经验体会,一个已看过一百多部传记的人的“阅历”。

    至今为止,也只有两个人写的传,给过我良多激励,我不管书名和内容,一律必买必看,那就是茨威格、罗曼?罗兰。

    我读过他们的《巴尔扎克传》、《罗曼?罗兰传》、《断头艳后》、《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托尔斯泰传》、《回忆录》、《贝多芬传》等。前者是钻进传主心里,细加揣摩,紧紧把握大的时代氛围,突露独特势位之上的人物,表露其全部的心理冲突与奔撞;后者则张扬了一种人格智慧的力量和精神气势,让你欲罢不能。

    即便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高建国的《顾准全传》,赵鑫珊写贝多芬、莫扎特等音乐大师的传,居里夫人的女儿写她妈妈的传,和一个已记不得姓名的美国人所写的《司汤达传》,这几本曾经最感动过我的文字,传记作者也都是把自己融进去,贴着心在感受传主的灵魂与生命气息的。

    《金庸传》里却不见这些东西,多见的是资料分门别类的堆砌。

    资料也的确真不少,只要和金庸稍稍相一点关的,哪怕是”幕僚”、“膀臂”,也都值得信手剪贴,挨个介绍,以为资料充分就好整理、好写,与众不同,那一定是个误会。

    “好写”不同于“写好”,它缺少了在梳理、剪裁、分析资料之上的,独到而富有深度的看法、见解,即司马迁那种“良史”的笔法,更不要说能走进传主的心灵里去,同感悲欢了。

    一部《史记》,穷尽了一个人一生的学养与时间、心力,《金庸传》的作者,却是用一两年时间,而且是“业余”时间,就打发掉的。此间差异,不可以道理计。

    例如,金庸的爱情、婚姻,在过去那十来本传记里,都少有涉猎,略作叙述。这诚然受传主尚在人世,不便透露与发表意见有关,但既为“传”,既决意为之,就应当敢于挖掘,评头论足,秉直行笔。

    如此看来,多数传记是因着传主能传世,而有一定市场的。

    我研究最多的几个人物,钱钟书、曹雪芹,包括金庸,单传记每位就读过有五六种之多,把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扫描到了,注意到了各人写法的不一样,许多细节倒大同小异,互相“抄袭”与“复制”,没留下太多的深刻印象。

    尤其中国人笔下,往往注意罗列具体的事情;外国人却好提炼,拔上一个高度,站在世界范围的视角上,作平视或俯视,有典型化的细节,很具深度。

    美国人金介甫写的《沈从文传》、胡志德写的《钱钟书》,和中国人凌宇写的《沈从文传》、孔庆茂写的《钱钟书传》,体例上就很不雷同,发现也大不一样。

    这不能苛求作者,都写成名著经典了,就没几个敢于操刀下手了,尤其是那些快枪手。毕竟很少有传主是因作者而得传世的。

    有谁还知道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皇后、一位奥地利公主是谁呢?

    是茨威格的《断头艳后》,方使她传了世——只因做着国王的丈夫,缺点子性功能,安托瓦内特不得满足,天真、简单、**,就引致了社会的不满与动荡,一个王朝垮了台,她本人也上了断头台。茨威格是把这个人“立”住了。

    这恰恰是众多《金庸传》以及这本《金庸传》的最大缺憾。

    过去,我满以为自己对金庸是不乏了解的,读过他所有的小说,也看了他的一些随笔,就写了有关他的两篇文章《金庸透视》、《无知无畏的王朔》,在《社会科学论坛》等杂志发表,得到好评,收进一些书里。现在回头看,其实我对他也不是太怎么知底,写时有点“想当然”,倒是敢下结论、敢批评,自己快悦了一把。

    如果预先把傅国涌这书里透露的资料全部看过,再来写他,那一定会更加丰满而切实。这恐怕是傅传最“抢眼”的地方。

    不过,它好比巴金老人的《随想录》,只作了后人研究“文革”的一手资料,文中所提倡的“说真话”等等,照林贤治和我的看法(《读懂巴金》),那其实是小学三年级程度的。

    喜耶悲耶?

    2003年7月1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