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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余秋雨的“不忏悔”说开去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有些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一点才都没有，他就人不到“十一个”（石一歌）中去，他的《文化苦旅》就不会那样火。1999年他来北大演讲，容纳近千人的大教室济济一堂，一直排到门外，就很能说明问题。
北大人对他的这种热情与恭维，他看了一定感动，越发觉得自己是个明星，应该到处露脸。
很可惜，秋雨先生那张脸，我在北大没能看上，我去得晚，他演讲时，我和《中华读书报》的一位记者被学生们阻在门外进不去。
站在门外，也听不到秋雨先生说了些什么。所以站了一会儿我俩就走了。
第二天，读书报的那位采访了余秋雨，给他拍了相，我就在那一次见到了他的照片，感觉他那张脸胖胖的、厚厚的，给人一种极皮实的印象。
不久，北大的余杰批评了他，即就是名噪一时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我看过那篇文章，对其本身，说的人很多，我觉得没什么好讲。后来余秋雨写了《答余杰先生》，在这里我也不想谈它。倒是想谈谈后来余杰所写的《我们有罪，我们忏悔——兼答余秋雨先生（答余杰先生）》。
我想谈谈这篇文章，是感到有话可说，觉得它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如果仍然无话，别人又说了，我是不会瞎掺和的。
谁来忏悔，向谁忏悔
余秋雨在他的答文里说，在中国某个人稍稍成名以后，就有人想出来将这位名人“搞掉”了。这确实是我们的某种劣根性，不过那还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又是通过了什么样的途径成名的。如果手段卑劣，居其位而干坏事，那么，这样的人无妨揭出他的老底来，“搞掉”他就不算不该。如果他成名的手段正当，成名以后并没有为非作歹，对旁人不构成妨碍，那么就无可厚非。
今日余秋雨的成名靠了他的文章，主要是一部《文化苦旅》，即使后来有炒作因素，那也出于策略之虑，所以，名声和实绩基本相称，“搞”他就得把握一定的分寸，该褒扬处褒扬，而他在“成名”之先写下的“伪劣”文章与成名以后写出的优秀作品，也应分开来谈。
余杰没有这样做，他有他的难处，他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中主要是想不加分别地“拍”他“掐”他，他“捏”他，像李敖之于胡适，有点失之于偏，但可以理解——要不是这样，秋雨先生也就感觉极佳，认为自己够拿诺贝尔奖也说不定，决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难受、痒痒。
话又得说回来，忏悔确是私人自愿之事，秋雨先生的不愿忏悔，或者不愿现在就忏悔，那是他该有的权利，旁人无权强迫——我们有十多亿人呢，为什么单他一个余秋雨必须忏悔？以他为靶子，就能撬起那些沉甸甸的大脑来吗？
把这个问题一直追问下去，追问到终点，我觉得首先需要回答的应该是“谁来忏悔，向谁忏悔”。
从“向谁忏悔”这一层面说，我认为忏悔分为两类，一是面向大众的，一是面对自我的。
这两类忏悔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忏悔之前他们所干的“坏事”、恶事、亏心事的性质不同。需要面向大众进行忏悔的，他犯的“罪”是“刑事”意义上的，造成过公共性的危害，因而，他的忏悔就具有了“公共”性的认知价值。
比如《东史郎日记》，它记载的是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在那支军队里，没有人类之爱，士兵都被教育、加工成为作战的武器，他们坚信“中日战争是圣战”、“效忠天皇重于泰山”，自己的生命“轻如鸿毛”，因此，士兵的惟一职责就是“麻木不仁地盲从长官”——在这些“活武器”的心里，只有为天皇而战才是报国尽忠！
结果给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们“‘荼毒生灵，破坏良田，毁坏房屋，恣意暴虐，毁灭文化，使人间变成地狱，导致无数的生灵成了孤魂野鬼”。每念于此，身当其中的东史郎就感到罪孽深深，才有了“我要忏悔，坦白罪过，脱胎换骨”这样的觉悟。所以，这种忏悔，既是为了向所有受害的中国人谢罪，更是为了避免再犯罪恶，也是为了安慰一下良心，扬一下名，赚一笔钱，其忏悔之意义对于本人、对于中国、对于全人类都是重大而深远的。
面对自我忏悔其“罪”则与此不同，这里的罪不应属于“刑事”意义上的——至少从理论上来讲不应这样，而多半由来于人性的不完美状态——种相对于“理想境界”而言的不完美状态，因此，这种忏悔一般发生于教堂和私下，不具备曝光的必要性。当然，如果本人愿意，曝光亦无不可，但是这类忏悔的性质已不同于前者，即不同于巴金《随想录》中的许多篇章，而接近于卢梭的《阡悔录》。
明于此，从公众认识价值上说，我认为前一类忏悔必要而应该，后一类却可有可无。
怎么理解呢？
这仍需分开来谈。说它“必要”，是因为产生过这样大的恶劣作用，如果死不认帐，不思忏悔，这个人、这个社会就难有真正的长进，下次面临相同境遇时，极可能导致同类性质的灾难，从这一角度说，我们有必要，而且很有必要进行忏悔。
“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是持久深重的，处身其中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帮凶”，都有自己推卸不了的一份责任，但责任有大小，责任最大的一类则是当时做官掌权的人物——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其次才是那些听信权力话语而纷纷响应的肇事者、武斗者以及为主子搞宣传的“文痞”。余秋雨有必要忏悔，但他并非是最有必要者，也并非一定要忏悔者。否则，余杰怎么不让自己的父母——余秋雨的同代人也忏悔忏悔呢？
说它“应该”，又因为真正的忏悔并不容易，符合逻辑、理论的东西，具体实行时又会面临种种困难，对于不同的人实行起来更是大不相同。在一般人那里，他们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压根儿就实行不了。
此外，“面向公众”的忏悔又可以分为两个等级，一是身不由己地被迫犯罪，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相反，他干了坏事，却误以为自己干的是极为崇高和正义的事，“文革”中的许多红卫兵、造反派就属于这一类；另一个则是意识到了自己在犯罪，却不愿不犯罪，企图靠了这犯罪捞取种种个人好处。很难说“文革”中的不少肇事者杀人、犯罪时毫无意识。
从情节轻重上说，最应忏悔的当然是最后这类人——余生也晚，虽然来不及经历“文革”，但是凭借观察与阅读，我发现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存活率最高、最能得心应手的恐怕恰恰也正是此一类人——这类人那时候就做着不小的官，后来依旧一路高上去，你能说他们当时没有起过很坏的作用吗？因此，我们最缺乏的也正是这类而非其他人的忏悔！
如此，朱学勤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地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里只有控诉，而无忏悔，于是这个民族不断地上演着“忆苦思甜的闹剧”。
这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在一次次巨大而深重的灾难面前，遮蔽、放弃了所有痛苦的资源——苦难来不及转化成资源，就被轻易丢掉了。这样．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唤醒这个民族自大、愚顽、不思从根本上进行变改的意识！
以上是从忏悔的必要性说的。
再从它的充分性来看。有必要忏悔，不等于就能够忏悔，忏悔还需要适度的条件与环境，所以，并不是你想忏悔就能忏悔，也不是你要忏悔就让你忏悔，并真正忏悔出深度的。
现成的例子就是，世间人的忏悔可谓多矣，但真正能够留下来给人警戒的却屈指可数。
原因何在呢？我认为有内外两个方面。
就外在因素看，条件、环境的合不合宜特别重要。
俄罗斯人能够反思自己整个二十世纪的成败得失，极大地得力于政治体制上的根本改变，尤其是改变以后政府公开了莫斯科档案，使得各类研究资料全面了，加以新闻、出版、言论自由，不仅忏悔可能可行，即连系统的研究也是相当容易的事情。这是俄罗斯。
中国的情形目前怎样呢？就说“文革”吧，我们的一些核心档案还没有公开，只靠着几个当事人零零碎碎的回忆就能把问题谈清楚吗？
况且，回忆本身带有相当大的偏向与扭曲，尤其在“文革”这样重大的灾难事件上，只靠一些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进行研究更不容易，有点深度的也很难出来。情势逼人，自危自保、讳疾忌医尚不足，我们能期待它有多大深度呢？
即使巴金老人的《随想录》，我早就撰文批评过它的缺乏深度，内中的忏悔是飘着的，许多说法根本就没有谈到点子上。
但即便如此，即便是巴金这样地位与声名的人，一部《随想录》的出生开始也费尽了周折，你还能期待其它更有深度的文章吗？
这就涉及到以下一个问题：让你自由忏悔时，你有这个能力吗？
实在地说，余秋雨即使愿意忏悔，我看也不一定就能悔出什么名堂出来，他的资质似乎并非思想型的人，而是“演员”型的文人，所以，忏悔多半是飞扬的、不着边际的。
那一代文化人已如此不堪，普通民众在多年的教化之后，更仅仅剩下一条筋，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全民共忏悔”大概只能是我们的愿望，而无法付诸行为。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秋雨先生想快快乐乐地跨越新世纪，亦无不可。这也是今天的我们需要面临和认可的现实。
《我们有罪，我们忏悔》的片面或缺空不难发现《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一文的片面或缺空之处。
首先在“谁来忏悔”这个问题上未予分清。因而，余杰一再强调巴金老人所提倡的“全民共忏悔”，不仅大而无当，而且很不现实，更没有这个可能——巴老的倡议是何等苍白无力！事实上，观诸先生的一生，他向来很少提出过什么精确而正确、经得住认真推敲的主张，毕竟他是凡人，是文人，不是思想家，说“大话”怪不得他，怪只怪那些太把他的话当真，不加辨析与纠正的人——这些人的思想尚不如巴老，这才把它当真，因此，我还是谁都不怪吧。
其次是“向谁忏悔”。按照上文分析，有的忏悔可以公开，而大多数是毫无必要与可能的。
事实上，人们时时面对的只是自己的良心。良心使我们觉得自己有罪感，但这种罪感是“隐私”，即使罪犯也有这样的隐私，隐私需要尊重，否则就很可能导致恐怖与灾难。
“文革”时期是最不尊重个人隐私的，它强迫人们进行心灵的“净化”，“恨斗私字一闪念”。
因而，忏悔既需自觉，更需自愿。
具体到余秋雨身上，如果他执意不愿忏悔，或者他觉得没什么好忏悔，那也是他的权利，谈不上人品恶劣与否。因为，“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所做的每一桩大事，记录都在，不入历史则罢，进入历史的人总有一个盖棺论定的时候，干下的祸事并非谁想掩饰就掩饰得了的。多少帝王将相身后都留下了千秋骂名，人为的掩饰或者虚假地忏悔一通大概只能欲盖弥彰。
第三，我们不忏悔，还是我们不能忏悔？
余杰说，二十世纪一次次残酷的政治运动，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尤其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对此，“我们却没有作出任何有分量的反思来。我们在跨越新世纪的门槛的时候，企图将这四道伤痕抛弃在旧世纪，但这能做到吗？假如忘却灾难，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里，余杰已经因果颠倒了——谁意识不到这一点？许多人早就意识到了、提倡过了，问题是大家都无能为力。
连巴金老人那样温暾的“忏悔”都差点出不来，余人的作为或极限也就可想而知了。要不然多少年前就有人说李泽厚等人“聪明”呢！
中国人的确并不是都傻，常识性的东西之所以成为一种隐讳，不再当作常识，其“罪恶”怎么能归咎于“无权无势”的文人，说他们没有反思呢？阿Q只敢羞辱小尼姑，赵四老爷是不敢的。
何况，知识分子在当下已是如此不幸，有几位能风光风光，长了不少知识人的志气，所以，知识人内部实在不该“斗”来“斗”去，那样会让大家忽略了真正的“流氓”——真正的流氓会在一边起哄、嗤笑。
单拿余秋雨来说，今天他连做流氓的资格都不具备，“搞”他实在叫我“心疼”——虽然他的皮肉不瘦，但也经不住啊！
第四，刑事意义上的“罪”与宗教意义上的“罪”应予分别。
我们说每个人都是不足的，人性里都含有相当大的“罪性”，这种“罪性”是相对于理想状态而言的，因此是宗教意义上的，这时的忏悔，面对的只是自我，至多再加上一个非人格化的、纯精神上的“上帝”。严格限制了这一点，灵魂方能自净与自救。
所以，只要这种“罪性”没有给他人带来“刑事”
意义上的危害或损伤，那就是“合理”的，不必追究的。
可是，一旦它发放出来，对他人造成了“刑事”意义上的危害或损伤，那么，此人就已构成犯罪，这时候仅仅“忏悔”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也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余杰对此却毫无辨别，所以他才说我们都有“罪”。
为什么都有罪呢？
余杰说“人有罪因为人的有限性”。在新约圣经中，“罪”是指“失去了目标，”“罪就是完美的亏损，是美善的扭曲，是美好关系的破坏。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是有罪的。一个人如果承认了自己的有限性，就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罪’是由人的有限性决定的、人生而有之的一种状态”。所以，软弱的人有罪，强悍的人也有罪，歌德和拿破仑都同样地有罪——强悍之罪，表现在天才身上，是狂妄自大，表现在农民身上，是打破生命的秩序，表现在市民身上，是害怕自由的责任。
进而，他又举鲁迅作证，认为鲁迅比我们伟大，就因为只有他才真正意识到了这一点。
依照余杰的本意，他在这里所言的“罪”当然是相对于理想状态而言的，属于宗教意义上的——他文章的大题目“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中的“罪”以及小题目“我们为什么有罪”中的“罪”指的都是这一意义上的。
从这一意义往前推下去，他呼吁我们都应该忏悔。
这本来无可厚非，可是现在就出现了几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这里的“罪”与刑事意义上的“罪”相互混淆，因为他在文章里所列举的有关“罪”的事例，恰都是刑事意义上的，而不是他所说的“生而有之”的“有限性”，比如，奥斯维辛的烟囱、南京大屠杀、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红色高棉屠刀下的白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鲜血以及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吃人”等等，这里面的“罪”岂是什么“生而有之”？
而且，余杰把所有这一切“罪”混为一谈以后，刑事罪犯们似乎只要忏忏悔也就够了——这样，他就把罪犯们从中开脱出来，指向了一条避重就轻的逃遁之路。
可见，面对深重的历史与现实灾难，我们的确需要忏悔，然而，忏悔是有极为苛刻的条件限制的。具体到“文革”，几个文人的忏悔无济于事。余秋雨除了比旁人有名外，并没有比他的同时代人多出什么。
从他的“不忏悔”上，倒是引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值得所有知识分子时时警戒与警惕，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人格与精神独立都是必不可少的，丧失了这个主心骨，在多数状况下，我们将被塑造成不仁的小人、贱人、恶人、奸人或非人！
“文革”给予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总结它首先需要耐心，其次才是勇气。但国人欲想完全消弭它的灾难性影响，则非单单一个忏悔就能行。
忏悔已不足，何况是几个小文人无力的忏悔呢？
2000年3月17－19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