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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痛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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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钱理群先生

    钱理群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比我年长几十岁,我们之间的“隔”已不止一两代,和他共处却没有丝毫的“隔”感。

    日常生活里的钱理群恰似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喜欢摄影、观光,满面春风,你感觉不出在他身上曾经凝聚过那么多的曲折与苦难。这种性情在外出旅游时尤见分明。

    1999年7、8月间,我们同去内蒙参加一个笔会,顺游巴音锡勒大草原。

    草原上空气清新,绿草肥美,不几步就可以看到一个“海子”。蒙古人的“海子”在内地叫湖,只不过比通常所见的湖小一点,约略只有北大的未名湖那般大,但是很圆整、素朴,多数毫无人工斧凿的痕迹。“海子”水面不大也不深,只是斜坡很长,像幽深幽深地落下去的眼睛,清洁而明亮。坡上到处盛开了野花,散走着高头大马。

    这时候你就看钱理群吧,他那菩萨样开阔、高耸的肉滚滚的额头上,全都放射起荣光,欢笑着跑上前,躬腰蹲身,举着他的相机到处瞄,每拍上绝美之景,就。陕活得咧开嘴直打哈哈,声称自己拍到了“传世之作”——到离开时,他向我们宣布一共拍去了三卷胶片,其中的“传世之作”起码有五件!

    当时我和他是“包友”,合住在一个蒙古包里。他牵挂着要看一下草原的日出,并想将它拍下,让我天不亮四点就叫他。我说起不来,主要是害怕醒不来,误了他的大事这个责任可担负不起。但我身上带着的呼机恰好派上用场,就给他定了时,说四点太早,定四点半吧。

    调好以后,又叮嘱他自己听着些,谁醒了叫一声,别给耽误了。

    然后我把一直困绕自己的一个问题拿出来向他请教。

    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精神胜利法”在许多情况下有用,并不像《阿Q正传》里所说的全都有害不好。

    就我自己而言,有时候不免会处于暂时无法可解的境遇,要想战胜它,就得学着将它置之度外,起码要学着从精神上“压倒”它,以便无视它,“放下包袱”,有充裕之余力面对更大的挑战,埋下头来,努力成事,彻底摆脱境遇之束缚!如果不从精神上“压倒”,恐怕我就完全灰心、不愿尽力而为了!

    考究其实,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吗?

    我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和钱先生一起探究,最终他也没能给我一个明晰、可信的回答。恐怕他从未想过,骤然提出来,匆忙之间不可能讲解清楚。

    这件事时时萦绕我的脑海,至今我还是不变初衷,依然坚持许多人——包括许多大学中文系教授——对《阿Q正传》的解读很大程度上是在牵强。

    谈话之间,不觉就到午夜,凌晨还得看日出,我们不敢再谈,都放身睡去。谁知呼机凌晨只把他一个人闹醒了,到现在还在沉沉入睡。他轻轻起来,独个儿悄然而出。据说走出去好远好远,天总是不亮;而卧,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小寐了一刻。

    我一点也未听最后,他和衣等东方发亮时,他又醒过来,迎着太阳出来的方向猛走,一直走进阳光的深处。他说那种感觉实在很美——当然少不了要拍几张“传世之作”!

    听着他愉快地唱经,我当时突然想起了狼,真想对他说,倘使那时候来一条恶狼,把你老人家叼走拖走,叫你莫名其妙地失踪,恐怕整个北大都会轰动!如果你再留下点与豺狼或其它什么希奇古怪的玩意儿搏斗的痕迹,那会给我们提供多少想像的荒原,“成全”多少探密的作家!

    这一次的意外免过,他还是难逃一“劫”。

    那是在晚上。

    晚上的月亮上来了,落在“海子”里,波光粼粼。

    风不小,草原日间、夜间的温差很大,穿着薄衣,一个人悄悄地来到水边,凉气逼人;坐下去默默静思,不久就有水下的虫儿、动物们低吟浅唱,仿佛参与着你的思想,心情便随着这派水光和鸣唱散开、融化,变作了空空茫茫。这时的你,是在和宇宙对语,心心相系!

    这样的夜是格外有魅力的。

    不久过来几个人,脚步声打破了空中的静谧。我看了看,天色太暗,认不出都有谁,仔细听声音,知道其中有钱理群。

    他能来这里,大概也是听说“海子”边的月景难得,一定可以再拍几张“传世之作”。果不然,他一到水边就忙活开了,摆弄起相机。为了取个好景,他不断调试着,不知觉间就往前走了走,仍是不满意,再向前跨出去,谁料一脚踏进河中,陷了进去。身旁的人大叫着拉住他,他的鞋袜、裤管已湿透了!

    这算是他想留下几件“传世之作”付出的小小代价——相对于社会所予的来说,这样的付出也许不值一谈。

    临走时,钱先生在花草中间一匹马的身后站住,仔细端量着,想为那匹马照一张相。我们站在一边直笑,戏谑地说,钱理群正在那里“采(踩)花、拍马”!

    十年前,我还在中学读书,精神上面临总崩溃,那时候唯一的“情人”就是鲁迅先生。在我心目中,他是光,在彼岸照耀,帮助我艰难地维系处于风口中心飘摇不定的光点。我知道它极其脆弱,随时能被恶风扑破,但从不死心,对现实一个劲儿地说“不”。这声“不”早在70年前先生就已讲过了。

    我很有知音之感,想找寻答案与方向,便搜集了所能见到的先生的一切文字,触类旁通地,连带着又看了许多研究他的专著。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便是钱先生的那部《心灵的探寻》。

    还记得当我翻开扉页,骤然看见他的照片时,一下子就笑了,为他独特的面相而笑。

    照片大约拍于30年前,我还没有出生,而他已在贵州“流放”。背景或许就是黄果树大瀑布,瀑布一落千丈,蔚为壮观。

    那时,他三十多岁吧,额头铺展,站在潭水前侧身微笑,笑面如弥勒,到今天再看,他俨然就是一尊弥勒了!

    正是这样一个人,如他的同辈们那样,前半生饱经沧桑,但别人所见的钱理群却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不读他的著作根本想不到在他内心,还深深地埋伏着那许多与外表完全相反的东西。

    在书的正文前面,他写过这样的话: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意识到中国的希望不在“今天”而在“未来”了吧,不然他不会偏爱青年。

    十年过去了,新的一代出世长大,“未来”怎样呢?

    未来的他居然近于绝望,声称自己过去所做的那些学术研究意义不大,“希望还是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不断这样“寄托”下去,恐怕那也不是个事。一个老把“希望”无期限地向后推进的民族,能有多大“前景”呢?但是,每个民族若想发展,又离不开这些理想主义者的想像、呼告与努力——彼岸乌托邦的功用仅在于此,而不在其余。

    那时候先生还发过一通“宣言”: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迅的真正知音必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

    事实上,钱先生几曾“隐去”?

    他就亲口讲过,他无法摆脱鲁迅,只要说话必从鲁迅开始,一辈子仍然活在鲁迅的“影子”里。这既是先生的长处,也是难能弥补的局限。他意识到了,却没有能力改变,那代人的学养“先天”地划定了他们怎样去跑、能跑多远。认清这种不足,他才告诫年轻人要埋头“沉潜十年”,到民间去,到传统里去。

    这个心情是好的,可是培养一位真正的“大师”不自“年轻”时始,而开始于年幼。“大师”越到后来越多地依靠“童子功”,“童子功”不足,单靠后天弥补,人力亦难及。陈寅恪就是一例,据说他13岁对《十三经》就能“倒背如流”。

    这具有心理学的依据。1973年的诺贝尔奖医学得主劳伦茨发现,人的发展就像一粒种子,种子内蕴藏了将来成长为一棵大树的一切遗传条件,但能否在土壤里发芽生长,那要看这粒种子落地时的季节与生态环境。比如婴儿期间情绪发展不顺利可能会影响以后的人际关系,儿童期语言之类的学习被剥夺,以后认知、语言、动作技能、社会技能的发展就很困难等等。

    钱先生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他从周作人身上发现:人生的季节不可以颠倒,它应分成几个段落;大学时期追求的东西有三样,即知识、友谊和爱情。

    而一个人能否成功又取决于:第一,自己把握不住的那些因素,例如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具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什么时候出生,出生在哪里,在什么文化、氛围、环境、传统下成长等等;第二是机遇;第三才是后天所接受的教育和自己的努力。

    他自己属于那种季节颠倒、生不逢时、环境糟糕的“霉”人,那样的时代出不了大师、天才——这意味着它永远是他不能跨越的“极限”。钱先生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不前,因为他的精神导师说过:“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垒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

    (1935年6月29日,鲁迅致赖少其信。)

    他信奉鲁迅所说的“中间人”思想,懂得真正的大学者是少数,多数人做的是“奠基石”,“天才”正是大量吸收了这些奠基者所做工作的成果以后,才成就其莫大之伟业的。

    因而,先生在1996年为北大学生讲演时说:“我们既要有雄心,立志做大学者、大事业,又要有平常心,甘于做普通工作者,做力所能及的小事情,并且很好地、及时地做好二者之间的转换。”只要努力了、参与了、拼搏了,那么我们就是实现了自己,没有虚度一生。人的价值“不在最后的结果,而在于过程……”

    由此可见,钱先生所说的“使命已经完成”其实并非真完,他“隐去”不得,一息尚存,就需要作出探究。

    苦难丛生的祖国,培育出他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第二视力”,助他穿透世界、人生、自我,对它们具有了像舍斯托夫那样的认识:“任何地方都没有天空,有的只是狭小受限制的视野(即警察捕猎时的眼睛),任何地方也都没有被推崇备至的理想,有的只是锁链,尽管看不见,但比监狱的镣铐连结得更加牢固。”

    钱先生那一代人先时多带着“玫瑰色”的眼光,“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以“人民”为本位,并把自己扭曲、收缩,力图适应这个“人民”,但结果往往如朱自清说的“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能接受;理性上是能接受的,是习惯上过不来。所以……我们得慢慢来”。

    面对“人民”,过来人多半会谈“虎”色变。因为这个“人民”实在是个抽象的物事,可以随意附会和解释,正像纳粹头子希特勒牵强的那样:“生命是什么?

    生命就是民族。个人总是要死的!在个人以外,还有民族!”

    既经如此曲解,个体“生命”就不算什么。然后,就可以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之流声称的,“我就是人民”,或者像历朝历代专制暴君们的“朕即国家”。

    真要这样来理解,“人民”的内涵必会抽干,流水似的悄悄淌走,成为一座空洞的架子。民众们所作的当然只能是专制统治形式下的奴隶。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描写过这样的奴隶:这里的“人民”不是在生活,而仅活着,动物那样悄无声息地生死,冷漠死灭到失去一切生活目标,失去过去和未来。

    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的他,终于从种种噩梦、幻影里醒来。在评介舍斯托夫、穆旦时,他曾夫子自道地讲,他“终于从……‘被推崇备至的理想’看到了‘更加牢固’的锁链……‘所有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光辉的概念’,已迅速化成琐碎的日子不忠而纡缓”

    他发现,20世纪的中国一再出现这样的误解:知识分子对民族、社会责任的强调,总是要以知识分子个性的丧失为代价!鲁迅那代人曾为此作过勇猛的反叛,并企望自他们那代始,结束这种精神奴化状态;不料去世不到20年,钱先生这代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走了回头路!为此他痛苦地说:“40年代强调‘大众化’即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时就已显偏颇,50年代提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要求,更在实际上根本否定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美化人民愚昧状态的危险。”

    “最后连知识分子自身也信了,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觉地自己‘出卖’了自己:终于‘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根本改造,就失去存在的价值。这是一种渗透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精神迷误,”“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

    现在是时候了,他要沿着鲁迅的道路向前走,执守鲁迅一贯力持的精神。

    “他深知世故而不世故,他参透人生,又采取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可以说越清醒,越不肯超脱,越看透现实的黑暗与自我局限,越要以更大的精神力量去与黑暗捣乱,战胜自我,在‘绝望的抗战’中获得人生的真实价值。所谓‘绝望中的抗战’,这是一种不抱幻想的抗战,不计成败,‘不求耕耘,不问收获’的抗战,……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钱先生说:“本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多次发生全民族非理性的狂热,我自己亲历的就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大动乱,每一次狂热都是在一种受压抑的怨愤情绪的冲动下开始的,最后却走到了反面。这样的悲剧经常发生在迫切要求改变自己地位的落后国家,受压抑的阶层中。具有局部合理性的历史要求的被利用,就特别令人感到悲哀与沮丧。这是历史对不成熟的民族、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惩罚。无论是对于我们民族,还是我自己,这都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因此,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理性与怀疑精神,时刻像鲁迅那样问一声“从来如此,便对么”。

    只有具备这样一个理性,辅之以不断的求索,才不会“从一开始就被引入错误(全局性)的方向”。

    1999年12月20日,北京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