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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黄国荣写完《兵谣》，改编的连续剧还在全国各地电视台播映，另一部力作《乡谣》又问世了。谈到这部作品时黄国荣曾用一句对联来概括主人公汪二祥的一生，这就是“五十个春秋，风风雨雨，每天日子都是难；一辈子人生，平平淡淡，每步旅程都有坎”。
汪二祥的一生，确就是坎接坎、难套难的一生。但他出场时已经20岁，是位少爷，游手好闲，衣食无忧，过的日子比较舒心写意；60岁以后，第三次结婚，他学会赚钱，手头也有了一些钱，日子渐见好转，过上了幸福的晚年。所以严格地说，二祥的坎与难只在20－60岁之间，从做自由生意的父亲去世，到政策放开，又允许人们自由地做生意。我们看到左右二祥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圆圈，绕了整整四十年又回去了。
如果一开始就允许自由买卖，任凭他们发家致富，办工厂、做生意，那么二祥的人生怕不会像现在这样一败涂地——按着作品的意思，他所经的那些坎、受的那些难，主要是因为关卡太多造成的，不在于他的没能耐、过日子不会精打细算，后者只使他比旁人更为艰难。而那时候乡民们的斤斤计较、委委琐琐，同样是因为“穷”，生给逼出来了，别的无法可想、无路可通。
汪二祥出身不好，做人不灵活，过分的恶作、下作想不到，能力不足也做不出，因此过于“本色”，不知道像旁人一样隐瞒和欺骗，始终戴着面具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地生活，做的大体就是个“良民”。
这位良民，一生娶过三位女人，爱上过一位，因此和他发生关系的女人一共有四个。虽然每一个都不同，但她们的穷苦是一致的，饱经沧桑是一致的；而前两任“妻子”没能与二祥善始善终地过下去，并不是她们品性不端，而是二祥干不好体力活，自己都养不了，更别谈老婆妻儿。
最后那位和他发生关系的女人名叫韩秋月，她在小说一开始其实就出现了。只在日子好过的时候，才玩起麻将牌，这时二祥都喜欢站在她身后，被她掐大腿。弹指间四十年，坏日子转走了，好日子过来，只不过物是人非，二人的岁数大了，都快六十岁了。
所以，《乡谣》内部的结构、思想、人物命运是圆形流变的，如同一匹蒙了眼牵磨而转的马——马自以为不知走出去多远，一圈又一圈，其实依然在原地兜圈。
上乘之作往往具备这样的“圆”性——《红楼梦》里的人物就是自大荒山来，人世间溜一圈，重新回到大荒山去的。在那里，整个人生、世界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圆”。如古语说的：“天体至圆，万物做到极精妙者，无有不圆。圣人之至德、古今之至文、法帖，以至一艺一术，必至圆而后登峰造极。”
亦即蒂克（Tieck）所言：“真学问、大艺术皆可以圆形（Kreis）象之，无起无讫，如蛇之自嘬其尾。”
用黄国荣自己的一段说法就是：“世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圆的，咱们的日子也是圆的，过着过着就过回来了，人的命也是圆的，长老了死了，又回去了。”
这样的思想也就是老庄道家里的“无中生有”“有归于无”，兜转回到起点，这时候一切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兜转过程本身也就是我们生命运走的全部轨迹。
因此，《乡谣》更像一部艺术与人生的启示录，从中可以照见我们自身的影子。
小说着力描写的恰恰又是最普通而普遍的人的生活——婚丧嫁娶、吃喝玩乐，生存的艰辛与劳作的不易，主人公每一步都是坎、每一时都有难的悲与苦。
平常人的命运不正是这么一个样子吗？
难怪作家想把小说命名为《日子》——平常实在、多苦多患，又不乏乐趣与滋味的日子！
此外，小说还写了些“小人”，都是很容易得志的那一类“小人”。文革中就靠整人起家，经济建设年代，又做上弄潮儿，非仅致富发家，而且再一次上台做起了官，照旧党同伐异。
这怎么解释呢？作家说钱和权是通连的，为了两者可以不择手段。受其影响的就不仅是二祥等一两位在底层辗转、挣扎的百姓们的命运了，而且是我们生于斯、养于斯、长于斯的整个民风的好恶。
生而为人我们的日子就无可避免地受着这一宿命的制约。
可见，作家的历史意识十分强烈，从中我们既看到了整体的社会风貌、世俗人情，又不难发现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冲突纠葛。这同样非为余华之《活着》等寓言式小说所能具备；在后者那里，人物关系尽量地单纯、单一，比沈从文先生高度诗意化了的“边城”世界还要单纯、单一，仿佛是置身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里的“寡民”，因而余华小说里的人物命运虽然很让我们唏嘘、感叹，但故事本身却显得过分特殊化、简单化，打动心灵的力度、深度因之而受损。《乡谣》却避免了上述那些缺陷。
另一方面，作家的语言也是一流的，比之余华的干净、简练又多了一层厚度和意味，更属于乡土、民间与民族，越琢磨越出滋味。这与它写江南吴越人家的水乡生活一致——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体现这一文化的特色确实是个问题，因为大众化的语言没有特点，方言吴语别人又不懂。于是穷则思变，作家就找了些既带地域文化色彩，又有汉语普通话基本特色的词汇。人物称谓则保留当地方言里的叫法。加之对地域文化遗产进行开掘、收集，把文化特色融进来，尤其是民风、民俗、风土人情的渗透，里面流走一种灵动的东西，从而显示出个性。
2000年11月，北京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