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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港大读书,杨夏的粤语培训班也结业了,事实上,杨夏都是上的那种一个月时间的短训班。本文由 ..xstxt.. 首发与杨夏变/态的记忆力相比,是他同样变/态的悟性,悟性,可以完全说得上是聪明了。因此,一个月的时间里,如果你从杨夏的粤语口音里,想要听出他是哪儿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有如你从央视的新闻主持人中能听出她是哪儿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她们的语言就是一种标准语言,是一种远远脱离了方言味道的语言。
当然,杨夏的粤语不同,他的粤语是很标准,但却有浓郁的粤地味儿,譬如有人可能会猜想,杨夏应该是地道的羊城人吧,因为他的粤语说得那么好。
两个培训班自然该结束了,否则,他白天就没有时间去港大上课了。
在每天的课时设置上,港大与内地大学并没特别区别,白天上课,且主要集中在上午,下午,多是自习或讲座。
杨夏白天在港大的时间,完全用在学习上。
比较重要的课程,他都会坐在课堂上听讲,当然杨夏已经不是纯粹的学习了,他是在用心揣摸教授的思想、风格,并从吸取有营养的东西,对于颇有意思的观点或知识,他也会在笔记本上记下两笔,下来去图书馆查证或展开。
不那么重要的课程,杨夏也多数在课堂上,不过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那种,教授在台上讲他的。杨夏在台下翻阅自己的,当然翻阅的绝对不会是与课堂无关的,而是完全有关甚至比教授所讲还要略略深一点的书籍。
杨夏不是在装b,而是事实本身。当然,站在一般性理解的角度,杨夏也多少有点在向教授“邀宠”的味道,教授啊,你看我多爱你讲的课程,我已经自学到了比较高一级的程度。
港大学生的课余生活十分丰富,各类校园社团与香城港社会上的社团几乎一样多。而且。一些社团非常奇特和另类,譬如,“皮革研究会”面向全体学生招收成员,在杨夏看来。皮革研究不是一种专业研究么。非专业人士也可以。也能够?但在香城港,却完全可能。
此外,像“流星研究会”、“殒石研究会”、“带鱼研究会”等。完全在杨夏意识之外。或许,这正是西方社会科技创造力源源不绝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从小,就允许少年儿童去从事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呢。
至于“蓝球社”、“足球社”、“武术社”等,就不止一个了,而是很多个,名称也非常奇怪,至少在杨夏看来是颇有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名字。
杨夏,对于这些社团的邀请,一概拒绝。当然,杨夏的拒绝理由也非常充分,他要把成绩搞上去。
在港大,不参加社团活动的学生,几乎没有。所以,杨夏的拒绝也引来了班导的关心,杨夏则向班导汇报,自己的父母是大陆的普通农民,他们望子成龙,希望我学有所成,所以我只得将课余时间用来学习了。至于普通农民的儿子,为什么有机会来港大读书呢,杨夏也解释了,他曾经捡到一个战国时代的文物,算得上是国宝吧,再加上他本人是全国高考状元,所以国家同意送他来港大读书。
班导根本没听出杨夏是在胡说,而是安慰了杨夏几句,便摇了摇头离去了。估计,班导是在为杨夏默哀,一个好好的少年,就这样成了学习的机器,多可惜啊!
对于杨夏来说,这是重生后过得最为充实而且颇有收获的日子。
在学校里,在度过最初的熟悉环境的日子后,杨夏在学习上开始发力了,首先,他选择了几个专题研究方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研究,自己默默地阅读和思考,并做一些零散的笔记;其次,因为其强大的精神力,他在课堂上完全可以一心二用,一边自我学习,一边听教授讲课,对于教授在课堂上引发的一些讨论,杨夏在度过了一个月时间的沉默后,终于开始发言,而且,他这一发言便有语惊四座,标新立异之效果。
因为啊,即便是教授,在专业方面的阅读量也未必有杨夏多,而阅读量如果有杨夏多,也未必有杨夏那种后世的见识以及高绝的智慧。哪怕就是一个熟而又熟的话题,杨夏都能从中分析出新意来。因为二者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譬如对一个历史问题或学术问题的分析,传统的方式不外两个字:严肃。态度要严肃,过程要严肃。但是,后世的人却未必这样,他们首先提出一个猜想,然后再去证明。不管这个猜想是否正确,因为从心理学上讲,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是一种可能。
总之,杨夏利用这种近乎作弊的手段,开始在欧洲班级里崭露头角,渐渐地,一个教授注意到了他,两个教授注意到了他,更多的教授注意到了他。
此外,在创作方面,杨夏的散文开始在宝岛的报刊上也打开了销路,而且,宝岛似乎为了争夺杨夏这个人才,每一篇小品文竟然开的是6000新台币,比一篇1000港币显然要多那么一点点。
到了1979年年底,杨夏已经在香城港、宝岛的9家报社,开设了每周1篇的专栏。品种涉及到小品文、笑话、故事、生活随笔等多种。也即杨夏写这些短文,每周可以挣到1.4万港币的收益,这个数字,自然不包括剽窃的后世歌曲的收入。
这个时候,宋明昭终于有事可做了,因为杨夏每写完一篇稿子,都要由她作第一读者,顺便帮杨夏修改一些因为打字过快而形成的别字,同时在杨夏修改完成后,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将这些稿件寄出去。
此外,则是坐在那套四居室的房子时,随时等候着各家报社出版社的用稿电话。
很多人都没注意到,杨夏因为在香城港、宝岛的9家报社开设专栏,其风头不但盖过了那些以此为生的老牌专栏作家,更是引起了文艺界人士的广泛专注。
“杨夏是谁?”一些颇有文艺地位的人士纷纷打电话到报社讯问杨夏的情况。他们到不是要抢杨夏的生意,只是想了解一下杨夏的情况,有机会也不排除认识一下,这个新人来势凶猛,咄咄逼人啊,当然,其文章的好大家也是非常认同的。
年终将至,杨夏在春天的一个预言终于变成了现实。
1979年12月27日,红俄派遣8万多人的现代化军队,以坦克、武装直升机开道,大举侵入阿富汗,迅速占领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并在红俄境内播发所谓阿富汗政府请求红俄援助的声明。
声明过后,早已集结在边境上的红俄军大举入侵,一周之内控制了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并扶植人民民主党旗帜派头目卡尔迈勒组成傀儡政权,由卡尔迈勒担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等职。
这一形势的变化,令全球的政治家们颇有些惊慌失措。
作为与红俄相邻的大国,华夏近二十年来与红俄交恶,客观地说这既有红俄方面的原因,也有华夏自身方面的原因,但红俄对华夏造成的巨大威胁却是事实,因为其强大的核武库,即便世界头号强国米国也未必能与其抗衡。
战争一爆发,上京就云集了华夏主要的政治大佬,在国外访问的,在基层视察的,都迅速赶回了上京。谴责是必须的,上京迅速发表了社论。但是,谴责并不能带来切实的利益,特别是战争以后的走向,以及其对华夏可能的影响,都必须进行研究,并拿出相应的预案,否则,当战火烧到国境线上时,损失就大了。
因为,阿富汗与红俄,都是华夏的两个邻国啊。
华夏虽然也颇有政治智慧,但在有关红俄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却并未获得任何实质性收获。
阿富汗战争如期爆发,本在杨夏的预料之中,香城港对于阿富汗局势的关注,比华夏的报章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因为香城港的媒体也世界各国媒体有着广泛的合作关系。
或许,杨夏年初时与副主席和老军人等人的谈话起了作用。红俄入侵阿富汗第二天,杨夏在自己的寓所里就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华夏驻香城港的记者,一位以采访杨夏成就为理由的登门者。
登门者名叫闫天祥,四十岁左右的样子,梳着一个大分头,很像抗战片里的汉奸,但杨夏知道不是,华夏外派记者,政治上是非常可靠的,很多甚至是兼职情报员。
“副主席问你好!”闫天祥首先说道。这句话是一个姿态,表明了来访者的身份,当然也表明了受访者的身份。
“谢谢。”杨夏是受访者,自然问什么答什么,很平静。
“副主席想问你,红俄入侵阿富汗后,世界局势将有何变化。”闫天祥又说。
“这是一个大课题啊!”杨夏感叹了一句,然后假装想了想,将他前世的记忆和此生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告诉了闫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