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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继位。
张居正被擢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正式进入内阁,
成为明王朝权力核心的一员。
但隆庆年间的内阁并不稳定,甚至可以说是混乱,以至于首辅之位都时常易主。
徐阶被高拱取代后,张居正为次辅。
但在隆庆朝中后期,高拱与张居正的合作还是相对和谐的。
这主要是因为两人都怀有改革弊政的雄心,
且都具备强硬的政治手腕,
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
“张居正能够在如此混乱的政治环境中屹立不倒,并逐渐攀升至内阁次辅的地位,得益于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即使在阁臣之间争斗激烈,甚至发生公开冲突的情况下,
他依然能在朝堂上游刃有余,
这种圆滑和政治智慧,在专业的政客中也堪称一流。
比起高拱,张居正还要更工于心计。
但朝廷的权力格局,不允许长时间存在两个并驾齐驱的领导者。
因此,高拱和张居正之间必然有一人要退出权力的舞台。
由于隆庆皇帝对高拱怀有特殊的信任,张居正即便有心争夺也无从下手。
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隆庆六年(1572年),
隆庆皇帝驾崩,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万历皇帝。
张居正看准时机,
联合宦官冯保和李太后成功排挤走高拱,
终于登上了内阁首辅的宝座,
也开启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十年!”
“张居正他并不是百姓眼里的好人、好官,
但同样,他也不是完全的坏人。
他是一个复杂的官,是一个毁誉参半的臣。
张居正作为首辅期间,
他的权力空前壮大,
甚至到了皇帝都不敢直呼其名的程度。”
有百姓忍不住吐槽起来,
“这样的人,不就是所谓的权臣吗?”
“而且他还贪污,要生在洪武帝时期,怕是已经被剥皮实草了吧?”
“好人?好人能完成改革吗?!王安石变法最后成了什么样,你们心里没点逼数吗?”
“能上名相榜,张居正肯定是有巨大贡献的。
但他又有权臣和贪墨的嫌疑,
也难怪苏上神要说他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在百姓们的议论声中,视频继续播放,
“张居正或许没有于谦那样高尚的品德,和力挽狂澜的伟大。
但从实际政治影响和作用来看,
他的贡献却更为深远和广泛。”
“张居正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便是他所推行的改革。
早在嘉靖年间,张居正便通过《论时政疏》初步展现了他的政治主张。
而在隆庆二年(1568年),
他又进一步呈上《陈六事疏》,以更为恳切和全面的建言,详细阐述了他的治国理念及改革方案。
这份奏疏不仅标志着他改革思想的成熟,
也成为了他后续推行全面改革的初步蓝图。”
“针对当时官场的积弊,
张居正主要提出了六条挽救时局的改革主张:
1、省议论:少言空谈,务实躬行;
2、振纲纪:整肃纪纲,严肃法章;
3、重诏令:令行禁止,重视效率;
4、核名实:整顿吏治,严明考核;
5、固邦本:轻徭薄赋,安民富民;
6、饬武备:整顿军备,加强国防。
尽管这些建议直击时弊,非常有针对性,
但在那时候,张居正的政治地位尚不足以支撑他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直到万历年间,他才获得了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的历史机遇。”
“我们都知道,财政是一个国家的命脉,但自从明朝建国开始,财政便一直是困扰大明朝的难题之一。”
看到这句话,老朱的嘴角不禁抽了一下,随后低声咕哝了一句:“怪我咯?”
旁边的马皇后冷不丁回了一句,“难道不是吗?”
顿时把老朱噎了个半死。
朱棣是非常认同这句话的,
所以这更加坚定了他东征倭国,抢占矿藏,打通海上贸易路线的决心。
朱由检苦笑着望着光幕,说道:
“大明传承到我手上,可是经历了万般风雨。
而且到我手上时,它其实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破船了。”
视频里,苏治继续讲解道,
“由于长期的抑商和禁海政策,明朝的财政状况一直令人堪忧。
特别是到了万历年间,
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
朝廷财政危机不断加深……
外敌步步紧逼,内部动荡不安,
国家已经真正处在了‘危急存亡之秋’。
可那时候的明朝政府,
除了张居正,根本没有人真正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更别说来解决它们了。
直到张居正担任首辅后,
他才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和总结,
精准的概括出了当时的五大积弊:
‘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维修,曰财用大匮。’
同时,针对这些问题,张居正开始实施起了全面的改革。”
“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维修,曰财用大匮!”
寇准跟着苏治的话轻声默念了一遍,随后忍不住叹息道:
“这些,不也是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着的难题吗?陛下、太后……唉……”
宋徽宗赵佶人忍不住轻声说道:“总结的很有道理,朕要把它记下来下来,算是留给我大宋后人的警训。”
秦始皇嬴政向李斯问道:“这些都记下来了吗?”
李斯回道:“都记下来了!这些,可都是来自后世的宝贵经验教训啊!”
视频继续播放,
“张居正改革的十年大致分为前后五年,两个阶段。
前五年:
张居正的主要目标,是使改革得到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他改革的重心,是从政治上加强集权、整顿官吏。
以‘尊主权,课吏治,行赏罚,一号令,强公室,杜私门’为方针,
创造性地提出了‘考成法’,
即严格考察官员们的工作,
并要求官员定期向内阁报告工作情况。
有效地提高了内阁实权,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后五年,
他的目标在于富国安民,
主要措施是清丈全国田亩并推行‘一条鞭法’,
并改变赋税制度,
厚商利农,发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