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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特赐同进士拆成两件事情，朱由检询问之后，眼见群臣态度不一，再次祭出举手之法，让群臣举手表决。
第一件事，特赐同进士，不出意料地被绝大部分进士出身的文官反对——
他们都认为进士是考取而来，不能被皇帝特赐。
就算有大臣想支持，也要顾忌舆论。
第二件事，特赐出身，争议开始出现，没那么多官员反对——
毕竟他们的子弟能够荫官，怎么能不给出路呢？
之前反对特赐同进士，是站在进士立场。这次赞同特赐出身，是站在家族立场。
大明能世代考取进士的家族是少数，文官传承很不稳定。所以在察觉到军籍进士的优势后，文官从最初的对武荫不屑一顾，到现在得意地称为“延世金吾”，对锦衣卫世职趋之若鹜。
所以他们对特赐出身并不反对，觉得如果能立下功劳让自家子弟被特赐出身，更有利于家族传承。
最终，特赐出身这件事，在朝堂勉强获得通过。群臣需要商议的，是这个出身的名字。
有些文臣不想起个好名字，就像之前不想特赐同进士一样。这些人表示干脆直接用“特赐出身”算了，或者是更符合规范的“赐特用出身”。
这件事历史上还真发生过，就是崇祯十三年庚辰科，崇祯皇帝有感人才匮乏，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属官、推官、知县。这二百六十三人，号为庚辰特用。
这些人任官是进士待遇，却没有进士身份。很多地方志把“赐特用”列入本地进士名录，其实是种误解。这些人其实不是进士，没有被特赐进士身份，和宋朝的特奏名并不相同。
如今特赐出身的事情提前，朝堂上就有官员提出这个意见，认为称他们“赐特用出身”就行，不用另取名字。
朱由检当然不愿接受这么随意的称呼，理都没理提出这个说法的官员，让群臣继续商议。
礼部首当其冲，尚书来宗道收到风声之后，就思考过这件事情，此时出言说道：
“《礼记》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洪武二十二年，太祖任命了八十一给事中，恰合古元士之数，因此改给事中为元士。又以六科为事之本源，改为源士。后来复称给事中。”
“臣以为可称特赐出身者为元士，特赐元士出身。”
这个称呼不错，而且太祖曾经用过，没有什么忌讳之处，许多人表示认同。
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元士这个称呼太好，应该再改一个。
区区特赐出身，如何当得起元士？
元士的称呼在朱由检听来还算不错，发音类似“院士”。想到自己以后或许会建立科学院设置院士，朱由检向反对的人道：
“不称元士的话，称为明士如何？”
“被特赐出身的，都是大明国士！”
这个称呼就更好了，那些特赐出身的人如何能担得起？
在朱由检提出拆屋后，群臣很快接受开天窗，认同了元士这个称呼。决定给特赐出身的人，“特赐元士出身”，待遇类同进士。
不过朱由检的“大明国士”说法，同样传了出去。那些被特赐元士出身的，很多以国士自居。
国士这个名称当然好，但是要求也高。“君以国士待我，我必国士报之”，这些人被特赐元士出身后既然自称国士，其他人自然会以国士要求他们。他们对大明皇帝，需要更加忠心。
朱由检用元士和它的非正式别称国士，收买了不少人心。
这些事情，是以后实施时出现的，朱由检当然不知道自己的随口一句话，引发出这样的变化。
在确定特赐元士出身这个制度后，他迫不及待地使用这个制度，特赐第一位元士：
“浙江嘉兴县贡生钱嘉徵，参劾逆阉魏忠贤有功，特赐元士出身。”
“如能通过司法数算考试，可授予正九品官职，迁转类同进士。”
没有让钱嘉徵直接任官，朱由检限定了“通过司法数算考试”这个条件，免得良莠不齐的人混入官场。而且对没有官职的元士最初授官也只是正九品，比五甲进士还低一点。
这个待遇，在群臣看来实在不怎么好，很多人放下了对元士的担心。觉得元士虽然迁转类同进士，却不足以对进士造成威胁。
袁可立却没有放下警惕，想到了自己和皇帝争论名额的事情，他知道皇帝一定会赐下很多元士出身，请求道：
“请陛下确定特赐元士名额。”
“元士数量不宜太多，不能造成冗官。”
许多文臣也反应过来，认识到如果元士太多，会占据本该由进士担任的职位。同样向皇帝请求，固定元士名额。
朱由检想多争取些名额，向群臣道：
“元士数量不宜太多，但是也不能太少。”
“诸位认为当以多少为宜？”
把皮球踢给群臣，看他们想定多少。
袁可立想要定下二十个，认为这就够了。
但是三年二十个名额，在高级官员看来是够了，在中低级官员看来远远不够。名额少了皇帝就只会赐予高级官员后裔，怎么轮得到他们？
就连一些侍郎和正卿少卿，都觉得三年二十个名额太少，他们认为增加到五十个名额，更符合朝廷需要。
品级更低的郎中、员外郎要求名额更多，就连科道官员，也认为名额应该多一点。
勋贵也开始凑热闹，觉得越多越好，方便自家子侄被特赐元士出身。
袁可立见势不妙，眼看群臣要求的名额就要突破百人，急忙改了口风，把备用想法道出来：
“臣以为元士名额，当和进士名额相关。”
“以不超过中卷取用人数为宜！”
中卷取用比例是一成，也就是说元士名额不能超过进士一成。
按明年取用六百人计算，皇帝在之后三年特赐的元士人数，不能超过六十人。
如果以后每科取用三四百人，那就只能特赐三四十名元士。
这个数量，在袁可立看来已经是个底线。和进士名额挂钩后，能约束皇帝不乱赐元士出身。否则进士名额就得增加，不然在朝堂上过不去。
群臣想明白这点后，大多也赞同这个办法。认为元士名额，当和进士相关。
有些人虽然觉得名额少，但是想到元士数量如果超过进士一成，有可能对进士群体造成冲击，他们也没有提出异议，认为一成的比例很恰当。
对这个名额暂时可以接受，朱由检对袁可立提出的办法很赞赏。而且认为元士名额和进士挂钩，相当于在事实上承认两者地位相当。
这对元士的地位确立是大好事，所以他当即做出决议，元士名额定为进士一成，不得随意超过。
特赐元士出身制度，逐渐制定完善。
《明史》：
（崇祯）十三年夏，帝思破格用人，而考选止及进士，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凡二百六十三人，号为庚辰特用。……
（洪武）二十二年，改给事中为源士，增至八十一人。初，魏敏、卓敬等凡八十一人为给事中。上以其适符古元士之数，改为元士。至是，又以六科为事之本源，改为源士。未几，复为给事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