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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还是放不下他，虽然在正史当中多有贬抑，但是我认他是民族的英雄。坐而“拉呱”者，不能让北方铁骑望而却步！
随着桓温枋头兵败、威望受损，且又年事已高，而长期分裂的北方已经成为一个政令统一、国富兵强的大国——在桓温多年前错过的那个不世奇才王猛的努力下。桓温再也没有可能恢复中原。
北伐之后的桓温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废立立威。
为了挽回失去的名声，为了威震朝堂，权倾东晋。北伐失败后，这是桓温保持权力的唯一选择。
其实桓温还是做过努力的，平灭袁真叛乱。不过他的第一谋士郗超告诉他，平灭袁真（是时袁真已死，子袁瑾立）的功勋，不足以弥补北伐失败对桓温威望所造成的损伤。唯有行“废立之事，为伊、霍之举”，否则不足以威压四海，震服宇内。
371年十一月，桓温以“阳 痿之疾”废黜皇帝司马奕，改立司马昱为帝，年号咸安，是为晋简文帝。
天下事皆可说，唯裤裆里的物件不足为外人道。司马奕无论如何也无法向他的大臣们展示证据。
其实，即使证据十足又能如何？
桓温想要的，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个人的意志不会因借口的有无而有所改变。
据《晋书》所载，废立之议虽倡之郗超，但桓温却是谋划已久！他曾卧对亲信言道：“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接着抚枕而起：“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其部下见桓温口出不臣之言，莫敢答对。又，桓温过王敦墓，连声赞叹：“可人，可人”。
此即为“宿有此计”。
那时桓温：入为相，权倾朝野；出为将，死士万千。如此身份下，我们不可否认其日益滋长的不臣之心，但仅凭桓温终其一生未曾反叛，“宿有此计”即为污蔑之言。当时权柄天下无二，口出狂言亦举世无双。实未曾做，有何患哉？倘使小心翼翼行于朝堂，战战兢兢柄国执政，那么，这样的人还是那个敢于亲冒矢石、披坚执锐的桓温吗？
形势使然，如此而已。
司马昱登基后，诏桓温依汉丞相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诸葛武侯还是很威风的）。赐钱五千万，绢二万匹，布十万匹。
这算是答谢，傀儡皇帝也是皇帝；也算是安抚，从此，司马昱生活在战战兢兢中。
前秦苻坚听闻桓温废立之事，很不以为然，“温前败灞上，后败枋头，十五年间，再倾国师。六十岁公举动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谢百姓，方废君以自悦，将如四海何！”
柄国日久者，没有人愿意急流勇退。“如四海何”我不得知。但是，如果桓温拱手让出权柄，东晋朝廷的上上下下，一定要他好看。
四海依旧！
相比于文景和司马炎，桓温所做的，温婉也可人！
之后的事情就很老套了，为排除异己，桓温以谋反之罪诛庾、殷之族，“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而遥拜。”
当然，简文帝司马昱
也在桓温掌握之中，虽身为帝王，常惧被废，曾对郗超咏庾阐诗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虽然郗超以全家百口性命担保桓温不会再发生类似事变，但司马昱在位期间，唯拱默守道而已，不到两年即忧愤而死。
其实，桓温是想向司马昱阐明自己废立的本意的，并为之写过一篇讲辞，但是每一次的君臣相见，司马昱总是哭哭啼啼，泪流不止，桓温为之战战兢兢，一言不敢发。
一个真正想要篡权夺位的权臣，见到皇帝的时候，何必如此呢？且看司马昭。
至于司马昱临死前在诏书中写明的话语：“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居然有评论说，这是想要让位的打算。我不这样认为，且看刘备托孤于诸葛亮，慕容俊托孤于慕容恪，不也是一样的吗？如此话语，反倒应该认为是对桓温作为忠臣的认同与勉励之语了。
简文帝死后，桓温拜谒司马昱陵墓，被新任皇帝特许无需跪拜，但桓温却一直神情恍惚，自言见到司马昱鬼魂，连连拱手施礼，喃喃自语“臣不敢、臣不敢”。
若非桓温，想必司马昱不会如此早逝。从“从公于迈”到“君君臣臣”，彼此纠缠近三十年，如此一幕，多少有些是对司马昱的愧疚，憾恨自己终究迫死了这个品性高洁之人，更玷辱了他一生自持的清华与高洁，使之如白雪堕入污泥，如花掉进妓院……。
明末史评大家船山先生王夫之干脆就怒喷司马昱是和桓温狼狈为奸的国贼：“温，贼也；简文相其君而篡之，亦贼也。”
也是在那一年（373年），桓温因病去世，时年六十二岁。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桓温想要的，不过“加九锡”而已。但由于谢安的敷衍，未能如愿。
据载，桓温以为简文帝临死将禅位于己，不然也会使己如周公行居摄之事。证据在于写给其弟桓冲的信中有这样一句：“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
不满意是一定的，但是，如果仅凭这一点就说桓温想要“遗诏传位”，却也是子虚乌有。中国封建历史两千余年，从未有过皇帝遗诏传位给大臣的事情发生。那么，这种二二的想法从何而来呢？如果是真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东晋帝国的三军统帅，权倾朝野的桓温，在思考国家大事的时候，居然萌萌哒！
从史书中来！
纵观桓温一生，攻灭成汉、西取巴蜀；北伐关中，兵临灞上；大破姚襄，收复京洛；再攻关东，功败垂成；主持土断，压制门阀；论文治武功，东晋一朝无人能及。
是想当皇帝的，但终究没有去做。可是，天下欲称王称帝者不知凡几，为什么单单要骂桓温！
或许，只有真的做了，而且做踏实了，也就无人敢骂了。
桓温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成语典故，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他本人：
他的谋主是“入幕之宾”郗超；他的妻子对情敌“我见犹怜”；连他的主薄也善辨美酒，管好酒叫“青州从事”，劣酒叫“平原督邮”。
他在行军路
上，怜悯因思子而“肝肠寸断”的母猴，处罚捕猴的士兵；看到昔年亲手植下的柳木，长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竟至泣下。
他是天下知名的孝子，为父报仇枕戈泣血整整三年，曾自解权柄为母送葬，却又在绝壁天悬下高呼“既为忠臣则不得为孝子”。
腐朽高门不喜欢桓温勤于军政，却短于玄谈和经学，骂他是“老卒”，于是就有了“我不为老卒，尔辈安得高坐？”之高论。
他以豪杰自许,以功业自励，称大逆贼王敦是“可人”，也曾自比刘琨，只因同样有荡涤中原之志。
他从不遮掩自己的野心，以晋帝国奠基之祖司马懿为偶像。在奢靡之世，他俭约自苦，每次宴饮仅以茶果待客，一生所求唯有梦想。最终喊出了那句中国历史上最具真性情的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几十年来，他的幕府名士众多，太尉郗鉴的孙子郗超是他的谋主，谢安的长兄谢奕经他举荐为方镇，王导的孙子王珣为他主簿掌管军中机务，甚至后来的北府军创立者谢玄也给他做着参军，连大宰相谢安自己也曾拜在桓温府上。
世家大族之所以制衡桓温，只是希望尽可能维持贵族虚君制，以便使自己家族的利益能够最大化。从不当真对司马氏有什么忠诚，更没有人愿意为晋帝国的社稷殉葬。谢安们不过是号准了桓温不想撕破脸，才敷衍了事。一边明面上不合作，一边早早便让家中子弟在可能的桓氏新朝谋求出路。
清流领袖谢安见桓温而行君臣大礼，用“君拜于前，臣怎可揖于后”，忿然表示对司马昱沦为权臣手中木偶的不满，并在多年后仍讥刺司马昱这个“先帝”除了会清谈、只配比于痴儿司马衷。一句“简文（司马昱）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如此，盖棺定论。
桓温死后，并没有将桓氏基业留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交给了一直主张对朝廷恭守臣节的弟弟桓冲。
十年之后，正是镇守荆州的桓冲率领桓温一生经营的西府军，和代表中枢的谢氏北府军精诚合作，打赢了实力悬殊的淝水之战，令如庞然大物一般的前秦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进而兵锋直抵黄河，一举收复河南，建立了自永嘉南渡以来东晋帝国空前之武功。
千百年来，多少人嘲笑桓温欠缺后辈赌徒的胆略和勇气……。
他当然想做帝王，想做的却是一个凛凛然有生气、为后世留下各种佳话逸事的名士帝王，而不是彻头彻尾只为利益驱动的政治动物。
他当然想驱除胡虏一统河山，但是想恢复的却是名士风流的太康盛世，而不是法吏当道的秦汉帝国。
哪怕内心洞澈、世事通明，行事亦未必非要人情练达，偏要任性恣意书写华章，世俗权位和功业皆我欲也，精神上的华贵崇高同样亦我欲也。
“越石已矣，千载而下，犹有生气。彼石勒段磾，今竟何在？”秉承着刘琨一样的魏晋风骨，千载之下栩栩如生，桓温亦是如此人物！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