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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卫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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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皇帝转过身,对刘宏明说到:“宏明所说,朕已是明白了,这天下早已是乱世之争了,只有兵强马壮才有希望。

    不瞒宏明,朕在崇祯二年就让李邦华整顿过京营,虽有效果,但是后来百官勋贵施压,不了了之啊,李邦华也被赶出京师。”

    刘宏明知道崇祯二年李邦华整顿京营一事。

    大明京营诞生于永乐时代,又常被人称作三大营——神机营、五军营、三千营。一开始是五军营主营阵,是军队的主要战斗力;神机营主火器,是部队的主要火力输出点;三千营主巡哨,负责出征时期的外围侦察等。

    那时京营共有七十二个卫,约四十万之众。而驻扎在京师的还不止这些部队,每年都有从外地前往北京的军队称作“班军”,作为京营的辅助力量和补充。

    京营的定位是野战军,而非城防,因此在创建之初,经常对外作战,比如永乐帝六次北伐蒙古、进兵甘肃青海,都有京营的身影,有时作为辅助力量、而更多的时候是战争主力。

    土木堡之战后,京营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从此军事世家执掌京营的格局被改变,兵部文官和宦官开始作为军事主官掌管京营。此时的京营被改革为了“团营制度”,也就是精锐集中起来由将领率领。虽然后来几经更迭最终恢复三大营制度,但是却为后来京营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明朝中期,内外局势日渐平缓,内外战争逐渐减少,而募兵制的兴起,使得京营越来越少地被地方“租借”过去,因此京营也迎来了他的和平时期。不过这一和平,就让京营万劫不复。

    在经历过改革之后,京营的指挥权被转移到了多方势力的手中——勋贵武臣、提督宦官、协理文官各分一杯羹。

    武官作为军队的直接统帅,经常克扣各种名目的军费军饷,以至于“支粮则有,调遣则无”。也就是说,军饷会按照规定发放,但是实际却没有这个人,军饷落入将领私囊。更有甚者,名将郭英之后郭勋竟然将骑兵战马草场租借出去以获利润,使得部队战马无从补给。

    而实际在营的部队,也时常领不到军饷,因为“口食不给”、“以相保寝食而已”,士兵素质极为低下,往往面有菜色、不能穿戴甲胄,骑兵也“上马亦不能挥鞭而驽马”。

    京营到了崇祯帝手中,已经是积重难返,别说像在永乐时期担任野战主力军,就是城防守备都会有问题。

    但崇祯帝依然决议改革,他派遣东林党人李邦华主持京营整顿的任务。

    到任视察京营状况,十万大军,实际仅存一万七千(“堪战不及十分之一”),而且“全无号令,不谙步伐”。

    明军倚重的火器“点放不齐,仰天虚发”,军中紧缺的战马也“不可问”。装备被士兵私自贩卖、部队的军费积蓄也损失殆尽。而来京共同操练的班军也从以前的十余万变成了“五千三百四十二”,就连戎政府的储备银也被人盗窃一空。

    崇祯时代的京营集各朝各代之大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不但问题多,还更加严重。

    于是李邦华提出“一补军伍,一精练拔,一清占役,一节马差,一省马军,一;练神器,一习飞石”的改革方针,势要一改本朝之积弊、还天子一可战之军。

    在李邦华躬亲力行的情况下,京营结果大为改观—,一方面经常检查士兵人数,使得士兵不再缺额,并且亲自检查士兵素质与操练,及时裁汰不过关的士兵;

    另一方面,禁止士兵参与工程、不准战马借出。使得京营的战斗力在短期内迅速攀升,至少可以参与城防守备。

    但京营的改革触动了利益集团,以至于“诸失利者衔次骨,而怨谤纷然”。在崇祯二年清军入寇畿辅的战争后,利益集团大多上书弹劾,将李邦华被赶下职位。

    李邦华之后,继任者引以为戒再难以开启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依旧有局部的改善,但再难以让京营涅槃重生、强大如初了。不过京营之众依旧涌现出了一批忠勇双全的将领,有效减缓了明朝灭亡的脚步。

    比如京营名将黄得功,多次率军击败张献忠部队、抵御左良玉东下,随后在江北拱卫南京,与清军作战时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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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皇帝继续说到:“朕当时还以为李邦华并无实干之能,后来朕也看明白了,朕京营里不知道有多少人牵扯其中,这里面的水不知道有多深啊。

    朕后来也派过官员整顿京营,可是都是无功而返啊,现在看来,还是李邦华有胆气才能。

    好,京营朕动不了,朕动朕的亲军上十二卫总不能说些什么吧。”

    刘宏明清楚,崇祯皇帝说的就是勇卫营。

    崇祯时期,大明天下烽烟四起,内有农民义军烽火遍布中原,外有满清八旗在辽东虎视眈眈。

    然而做为大明的官军,军队疲弱,京营更是没有了当年的赫赫之名,彪悍敢战的将领却日渐跋扈难制,强枝弱干之势已有苗头了。

    作为帝国的最高领导人崇祯急需一支忠于自己英勇敢战的军队,是以任命“信邸旧人”曹化淳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御马监印务总督勇卫营,曹化淳受命把原腾骧四卫编练成为新的勇卫营,并且任命内廷知军事的卢九德和刘元斌出任监军,直接带兵的将官由精心网罗一批忠诚敢战之士担任。

    出身辽东久经战阵的周遇吉和黄德功,出身京营孙应元被纳入勇卫营,日后都为大明立下赫赫功劳啊

    崇祯皇帝对新成立的勇卫营寄予厚望,给官兵开出优厚的待遇。由于精心编练措施得当,勇卫营迅速形成战斗力。

    第一次参战勇卫营就直接面对大明第一劲敌清军,崇祯九年皇太极绕道长城独石口寇边,在各路官军皆胆怯不敢战的情况下,勇卫营却转战良乡、涿州累立战功,脱颖而出。黄德功因功提升为都督,孙应元提升为副将、周遇吉也提升为先锋营副将。

    崇祯十年八月二十五日,黄德功带领扩充后一万二千多人的勇卫营,一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进入河南抗击李自成声势浩大的农民军。十二月在河南的郑州、新密大战两场,斩首一千七百级,大获全胜。

    第二年正月四天内三战三捷,斩首二千九百多级。农民军受挫后由河南转向江北,黄德功、孙应元带领骑兵由南向北横扫农民军,这时包括张献忠在内的受不了打击的农民军纷纷向官军投降。

    这时关外清军又入关了,在各路官军避让清军锋芒的时候,黄德功去带领勇卫营与清军大战吴桥。

    在后来与农民军的战争中,由于督师杨嗣昌错误战略,明军在剿寇战场上累战累败,连骁勇善战的四川石柱土司总兵秦良玉带领的白杆兵也全军覆灭。

    虽然战场处境也来越艰难,但是勇卫营在周玉吉的带领下在荆湖战场的丰邑坪大破曹操罗如才,不久后刘元斌又在霍山大破农民军。

    由于明军的整体失败,崇祯十五年勇卫营大将孙应元在罗山孤立无援力战而亡。周遇吉因功升任山西总兵,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带领农民军东渡,沿途明军纷纷投降,只有周遇吉坚决抵抗,在代州防御战失利后,带领残部退守宁武关,在格杀数十人后力竭被俘,宁死不屈,周遇吉夫人也在巷战中被纵火烧死。

    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弘光政权在江北设置四镇,黄德功出镇庐州封靖南伯。

    弘光政权的北面屏障江北四镇,其他三镇东平伯刘泽清、广昌伯刘良佐、平兴伯高杰均是骄横不法军阀,只有黄德功进止惟朝廷命,按弘光朝廷的命令行事。不久后就在铜陵平定了来势汹汹的左良玉叛军,化解弘光小朝廷的最大危机。

    同时清军也南下了,江北其他三镇逃的逃,降的降,迅速被瓦解。

    不久后南京也陷落了,弘光皇帝逃到芜湖黄德功的军营里。清兵来袭,黄德功在荻港与之大战,身先士卒手臂几乎被砍掉,但依旧佩刀坐在小船上督战。

    清兵久攻不下令投降的刘良佐劝黄德功投降,被黄德功怒骂而退。这时被埋伏的刘良佐身边的叛将张天禄张弓射中喉部,黄德功知事不可为,不愿降清。掷刀拔箭,自刺其喉而死,其妻得到消息后也自尽而亡。不久后弘光被俘。

    在面对实力越来越强大的农民军,只剩下黄德功带领的勇卫营丝毫不惧,在潜山再次大破张献忠大军,并且与刘良佐一起消灭了闯世王马武和三鹞子王兴国两股农民军。

    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崇祯皇帝命令勇卫营追击张献忠农民军,这道命令搬掉了李自成进军北京的道路最大障碍,当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两天后就陷落,如果是勇卫营镇守北京说不得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刘宏明明知故问道:“陛下所说的可是勇卫营?”

    崇祯皇帝点点头:“宏明说的不错,勇卫营至今为止,可是立下赫赫功劳,就连朕的爱将孙应元也为国战死了。”

    刘宏明附和道:“陛下说的极是,勇卫营可谓是大明第一劲旅啊。

    勇卫营的大将孙应元,周遇吉,黄德功都四处征战,最后为国捐躯,官兵也是为国奔波啊。

    就是监军卢九德和刘元斌两位公公都是忠贞为国啊,可敬可叹啊。

    可惜勇卫营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了,又要四处分兵,最终没能扭转局面啊。”

    崇祯皇帝也不由感慨:“是啊,若是大明再多上几支勇卫营这般的劲旅,大明的局势怕是早已平定了啊。”

    刘宏明不敢苟同崇祯皇帝的说法,但是他确定,再多上勇卫营这样的军马,局面肯定不是这般了。

    刘宏明猛然反应过来,是啊,再建一只勇卫营这般的军马,不说别的,在京师皇帝的力量定会大大增加,京师的安全就能多一分保障啊。

    刘宏明意味深长的看着崇祯皇帝:“陛下,如今京营不堪重用,整顿一时又难以下手,京师流民众多,不乏劳壮,何不征兵扩建勇卫营?此时,正是大好时机啊。”

    崇祯皇帝皱皱眉,现在虽说有了些钱财,可是征兵,养兵,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别的不说,一支万人军队,人吃马嚼,每月饷银,盔甲兵器,若是想建一支精兵,林林总总怕是几十万两白银都打不住啊。